批斗右派份子的大会。（网络图片）我的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份子的。据妈妈说，反右运动时幼儿园里很多小朋友整天对着我喊，旭旭的爸爸是右派，旭旭的爸爸是右派。于是，我就挥舞着小拳头大声对着喊：我爸爸不是右派，我爸爸不是右派。到了上小学时，我的梦中时常会出现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天空...

Google Voice账号等最好不要搞两步认证， 没必要（安全问题我想主要是其他方面，我怕账号密码泄露 ，被人偷去打电话？ ），今天给同修在新的机子上安了易讲通，要给他连上 Google Voice账号, 搞了半天都连不了， 他账号密码都有， 是他账号设了两步认证，需要他的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他又不知道密码）， 手机信息他说又没收到， 搞了的半天都没连上一个账号

我的故乡在冀中大平原的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子里，距离北京150公里，天津100余公里。村里当时160户人家，人口不足1千。村里没有人家划成地主，有9户人家被划成了富农。富农家的人丁兴旺，几乎占了全村人口的10%吧！富农的儿女不能入团入党，不能参军升学。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他们都想跳出富...

曾经是大地主的杨省三经历土改、大饥荒后，仅剩一栋平房，该房也成了公房。（受访者提供）1949年中共南下后，陆续占领了华东、西南、中南等地区，而这些地区在1950年却几乎同时爆发了匪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而在这些地区出现的征粮、春荒、人民币贬值又跟匪乱有什么联系呢？《征粮、春荒与...

我家是村里的首富，有几间房，几十亩地，两辆马车，农忙时雇用几个短工，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这顶富农的帽子，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家每个人头上整整四十年。这是屈辱的四十年，我们只能弯腰低头，夹着尾巴做人，村里人见我们像见了瘟神，远远地躲开。反右倾、拔白旗、四清、揭阶级斗争盖子、批四旧、刮十...

一九七二年十月，江西某县看守所里关押着两个现行反革命。一个是十二岁半的地主分子，一个是十岁的富农分子。他们是同案犯，罪行是用粉笔在多处墙壁上书写反动口号。十二岁半的地主分子家里没有亲属，十岁的富农分子只有一个半失明的母亲。他们虽然犯了大罪，但现实表现却不错。十二个号子里的便桶都是...

1947年8月1日是我的父亲，一个有8年党龄，年仅32岁的中共地下党员的遇难日，至今已过去了整整62年。父亲是被土匪的儿子，在土改复查斗争的群众大会上，被拉上望蒋竿摔下后活活打死的。民国初期，我的太爷靠走街串巷卖盆卖碗稍有积蓄，后又与人合伙做小生意，生活比一般人好一点。1939年...

在整个1970年代，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父亲听到生产队的上工钟响便拿着铁锨或者镢头、钉耙什么的，匆匆走到大门外，却又莫名其妙地突然停下来，把工具放下，双手抱着工具把，下巴支在手背上，眼睛茫然地望着前面。有时我姐会看笑话一样喊大家：看，咱爹又癔症啦。（癔症在我的老家一带，意思就是...

土改斗地主。（网络图片）晋西北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叫刘象坤，是个热心肠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毛选》第四卷有其名，毛认为的抗战时期的开明绅士）担任边区参...

四类分子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人口超过1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特殊社会阶层。四类分子当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富农。这两类人的界定相对比较明确。但是由于土改从土地革命战争到20世纪50年代持续了20多年，各地的...

董时进：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

曾经被吹嘘成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伟大成就的消灭富农，其真相在这些故事中暴露无遗。实际上，以摧毁传统社会为目的、以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为手段的激进主义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只能依靠这些一无所有、除了破坏现有秩序和吃大户外没有其它本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标榜消灭剥削的人往往倒是历史上最大的不劳而获者。

董时进的良心上书，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应，他倒是被当地公安部门叫去审问了一番，并责令其写检查。至此，董时进总算是看明白了：“士农工商”他什么工作都做不了。因此他迅速选择离开大陆。他后来回忆这一年的经历时讲述过程十分翔实，唯独避谈如何出走 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等私人财产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这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釜底抽薪似的颠覆。

我生在苏皖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儿时从那个贫穷、疯狂的年代中度过,耳染目睹的是让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的故事，其中不乏愚昧、无知，让人咂舌的成分。文革之初，人们就像被灌注了过多的兴奋剂，热烈、疯狂，更有些神经质的举动！每天例行活动是对着毛泽东标准像，早请示...

一般想到土改，就与斗地主联系。但斗地主的血腥和残暴，却被某种模糊的正义感所抹去。大陆流行的扑克牌玩法“斗地主”，这个取名或许是无意，但这也是洗脑无痕的证据。而这种洗脑往往无法逆转，你能想象有人去清洗这种深入日常游戏的文化密码吗？并且这个文化中流行着不少这样似是而非的符号，贻害无穷……

为什么唯独对地富的遭遇缺乏这样的关切呢？在我看来，那恰恰是因为地富遭受迫害的时间太早，持续的时间太长，受迫害的程度太深，被压得无声无息，以至于被人们习以为常，见惯不经。一般人无形中已经把他们视为另类，因而对他们缺少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的同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