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涉案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下的作者，若能积极退赃，大多能获得缓刑；而头部作者如“云间”，即便积极退赃，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未能筹集足够资金退赃的“辞奺”，则面临五年半的刑期。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个人自由与未来的沉重代价。
我们期待，这场风波能够成为一个契机，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深刻反思与及时修订。让法律的指针不再固执地指向泛黄的故纸堆，而是校准到飞速发展的时代轨道上来。让“淫秽”的界定更加清晰、科学，让“牟利”的追问回归其应有的审慎，让执法的程序更加公正、透明，让刑罚的适用真正体现宽严相济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他当初离开体制，是厌倦了言不由衷。后来拿起法律作为工具，一头扎进故纸堆和看守所，试图为那些被遗忘的名字擦去尘埃。他奔走、发声，将一个又一个疑案推到聚光灯下，坚信程序和法条自有其重量。最终，是他的言语，那些散落在网络上的文字，成为了他被剥夺律师身份的理由。并非因为他在法庭上的辩护失当而是因为：他选择在公共空间评论是非、追问究竟。
中国，让官员自行纠错，太难；让公检法公正办案，太难；让中共放下屠刀，难上加难！
这里有个更魔幻的角色，叫王建东。他身兼被告人何华芳的丈夫和“被害人”双重身份。你说这剧本写得巧不巧？更巧的是，王建东作为“被害人”，想在庭前会议说句良心话：“我没被骗，没损失。”法院直接给他来了个指令，不准说你没被骗，也就相当于说：你只能支持、赞成、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任何不同意见，免谈。
李银灯是一位在中原大地上打拼多年的建筑承包商。早年背井离乡，仰仗的不过是几把瓦刀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时运凑巧，居然在河南一带站稳了脚跟。有人评价他是个踏踏实实的人，工程上雷厉风行，不偷工减料，不欠民工工钱。建筑圈里，能一路干到交付使用还不闹纠纷的包工头并不多，然而李银灯似乎有些本...
我很难跟各位读者描述，大学期间至今，经历了三位数以上的各式各样的约谈之后，我是如何成为在约谈中游刃有余、口若悬河的状态。我想，我的经历并不能代表约谈的这一普遍体验，这次约谈8小时，3分之二甚至4分之3的时间，是我在说话。我有朋友，3年前在学校被约谈后，战战兢兢，自此不敢发声。我比他好点，话敢说法敢普理敢讲，但这种唇枪舌剑于我而言，伤害很深。我常自黑，因为自己解构自己，自己嘲弄自己，才能反求诸己，获得些许免于恐惧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