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后几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讨厌看医生。他的牙齿全部变黑，一颗颗掉了下来。到一九七零年初，他后上方的牙齿全掉光了。毛未曾修饰过的照片可清晰看见他微笑时露出的黝黑牙齿。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还有一件怪事是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沉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毛回忆他的童年往事，他说：“我父亲可厉害啦，动不动就打人。有一次要打我，我跑出来，他追我，我围着池塘跑。他骂我不孝，我说‘父不慈，子不孝’。我母亲非常慈祥，很愿意帮邻舍。她常常同我弟弟一起搞‘统一战线’对付我父亲。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压。”

毛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然后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我第一个走到周恩来面前说：“干杯。”周大声说：“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依序到他面前敬酒。周的酒量极大，脸也从不发红。当天晚上，周喝得大醉，半夜鼻子出血。第二天清早，罗瑞卿将我叫去。他一见到我，就说：“你们这是怎么搞的，怎么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你是医生，也不注意。以后不许这么干。”我心里暗自嘀咕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听从毛的指挥。

毛说：“知识分子只会动嘴动笔，真要五体勤快起来可不容易。知识分子劳动化，不是一句空话。劳动的一大好处是，你必须接触群众，必须认识群众的集体力量。每隔一段时间，你要参加一次这种劳动。这对你有好处。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这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十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我们党里有人就是想不通。我对党内好多人讲了，你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他们说，哎呀呀，不得了啦，顶不住了。可是大多数还是顶住了。少数不但不顶，还闹退!党!，还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了，就可以好好整他们。”

毛还在文中立下了几点批评限制：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

最后诊断仍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钴六十放射治疗。毛会后请大家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愈，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中南海里不准饲养动物——连猫狗都不准。卫生部和警卫局怕动物会将传染病传染给毛和其他领导。后来江青竟破例养了一只猴子，真是人人奔走相告，惊天动地。

毛晚上睡不着，便找我去闲谈。这一阵子他谈的多半是他对苏联的不满以及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迫切需要。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中国领导人最初对赫的支持声态，而后叫响“集体领导”的口号，批评毛的“反冒进”言论等等，都使毛愤懑不安。他并非真的想放松他手中的权力——实际上他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推给别人去周旋，这样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改造中国的大业。

提要：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失明输液，周恩来患癌，江青、黄永胜、邱会作等高官输年轻士兵的血作为补药增寿。江青对毛的病从不过问，张玉凤耀武扬威。北京的政治局势紧张万分。次年一九七五年一月即将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个会中将有新的人事布置。政...

他从不重蹈过去的足迹，永远另辟蹊径。无论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国家大事上，毛总勇于追寻前所未有的途径。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复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道德的顾虑。我在知道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毛在床上抑郁终日，此时又在构想新的政治战略。五年多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党内精英凋零殆尽，许多高阶层官员被迫害致死，有些人下放，有些人遭批斗。但真正思谋叛变的人竟是毛亲密的战友林彪。毛在床上辗转了四个月，他决心要那些被他批斗的老同志回到他身边。

毛觉得每个人都该“吃苦”，包括他的女儿李讷、李敏，还有解放后养尊处优的领导干部。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农工出身，数十年来为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他们已经吃过苦了。但毛觉得他们在当权之后就逐渐沉迷于城市的奢华生活，意志薄弱。毛认为，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再吃吃苦，就会忘记真正的中国。往后那些年中，他让他身边的人——我和领导干部们——吃足了苦。

我的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天地都为我欢唱，我不再只是个无名小卒。一九四九年我刚回国去见傅连璋时，他是坐着见我的。今天他站着，几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我后来也发现很多高级领导人突然变得很愿意接近我，对我很客气。我已经不是个普通医生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是毛的专任保健医生。

毛却很有群众魅力。虽然毛湖南口音很重，但语音清晰，语调很富感染力。我的两眼充满了眼泪，无限的民族自豪感涌上心头。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领导人”，是一位历史创造者。我离他很近，但是又觉得很远，因为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医生，当时我可万万想不到以后成了他二十二年的保健医生和医疗组组长。他临终时，我也在他的病榻旁。

直到一九五六年，我做了毛的医生，在一次闲谈中，我告诉毛我这段经历，和我对此人此事的看法。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毛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真是书呆子，应该懂得人情世故，水至清则无鱼，这有甚奇怪的。我戴的这手表就是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我的。”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于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