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文指“一次回归与二次回归的分别”，是“2020年仇恨中共的人比1997年仇恨中共的人多了无数倍。2020年护航香港二次回归的人，其名其德其能，都和1997护航香港一次回归的人完全没有办法比。”又有网文说：“回归前，没有国的港人，在此地安居乐业；有了国后，家在哪里？”在中国，哪怕权贵，都千方百计把亲属送到西方，在“没有国”的条件下“安家”。

香港人在享有一百多年的自由之后，自1997以来，自由不断遭到侵凌、剥夺。与庞然大物的强权相比，香港人势单力薄。在形势比人强的境况下，香港人的选项有三：一是逃亡，即移民；二是对逐渐稀薄的自由空气慢慢适应；三是在被侵凌的环境下讨价还价，期望在劣势下争取到一些保障。过去的香港人大都作这三个选项，而没有第四个，就是抵死抗斗，决不屈服，直到去年反送中掀起的年轻人带头、过半市民卷入的抗争。

敌人是谁呢？就是要剥夺我们的自由、要我们做奴隶的强权；敌人也包括本来是奴隶，却如鲁迅所说，「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的奴隶总管，即「万劫不复的奴才」。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当年中国民运争取的是人们从来未有过的民主；香港反送中捍卫的是我们原来就有的自由。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尽管渴望，却未必感受到民主自由可贵并愿意作牺牲；但尝惯自由滋味的香港多数人，是宁死也不愿意做奴隶的。

2019，是香港重要的一年，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二百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

什么时候北京宣布恢复举行两会，那就意味中国的疫情真的过去了。因为老百姓的命可以不顾，自己和高官的命还是最重要的。这是疫情过去的指标。另一个指标是看朝鲜什么时候重开边界，容许从中国去的人入境，而不是直接射杀。因为，同属极权国家，朝鲜最了解这个老大哥的个性和运作。

反省和忏悔，不是指向掌权者，他们绝不会反省是非对错，大不了检讨一下成败得失。反省和忏悔是指向那些曾经为李文亮等人被捕点赞的64万盲众，是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仇视与对香港黑警的盲撑，是对自己已经深入骨髓的“精神瘟疫”的治疗。

习*近*平在今年的新年讲话中说，“全国将有34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1,000多万人实现脱贫。”五年前不是说有7,000多万贫穷人口吗？怎么只脱了1,000多万人就“全部脱贫”了呢？实际上，脱贫这件事，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上、特别是体制上作改变，如果体制没有改变，光定下一个年限目标，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空话。

香港资深作家和传媒人陶杰，对近日路透社指送中法是中纪委在幕后做推手说法表示怀疑，并认为是中共内斗的体现。评论人士认为，林郑月娥丈夫在今年庆祝澳门回归时的表现，犹如大难临头各自飞，但也可能无意中救了她。最新的催泪弹化验报告戳破港府谎言。还有两件事的出现，让香...

夫妻本是同林鸟，但你要认同巨婴祖国，我就想在正常人的英国生活，于是我就不“歌唱祖国”啦。这是解读之一。大难临头，我先“飞”了，说不定也可以带挈你与儿子避过大难，跟住“飞”。这是解读之二。因此，我认为林氏此举，绝对合理，并非痴呆，也非偶然，更未必带来灾难。很可能是聪明之举。

这半年来香港发生太多悲剧。香港人见尽了邪恶，而且是没有最邪恶只有更邪恶。多少不眠之夜，流下了多少眼泪。多少年轻人不顾前途甚至生命地为了香港的未来牺牲；多少成年人、中老年人被唤醒被唤起被感召，挺身而出；多少市民在种种权衡利害中仍然为了反对邪恶势力，为了坚持正义，为了不忍见到年轻人的牺牲，而做力所能及的事。

香港人与中国人，血缘相同，但文化基因已经迥异。中国在党化教育下，长期形成了国家主义文化基因。在年轻人身上，这种区别更明显。哪怕到了外国，大家都是留学生，香港留学生讲人民权利的五大诉求，中国留学生讲国家权力的反对港独；香港人认为重要的是人民，中国人认为重要的是“一党专政”的国土，香港人不接受中国可以离去，这里“留岛不留人”。

习*近*平上台后，厉行在各领域贯彻党一元化领导，经济上推动国进民退，民企以至外企，都要设党委，还要在工人党员中选些人参与企业的行政管理，那就使老板伙计不分啦。于是，年来成功的民营大企业的大老板纷纷宣告让位或退休，也有些突然横死。中国看来在一人化领导下，有可能重回全面花别人钱办别人事的阶段。

为什么会这样相互信任？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有一样东西凌驾于个人利益考虑之上，凌驾于寻常规则之上，这样东西就是对自由的紧咬不放——不是追求从没有得到过的自由，而是不容长期拥有的自由失去。香港人的坚毅，为了捍卫自由所表现的相互信任，改变了香港人的面貌。

网上有一张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照片，一群伊朗少女穿着时尚，脸上、肢体满溢自由气质，那时伊朗处于巴列维王朝时期，社会开放，女人花枝招展，伊朗是当时亚洲最有钱的国家，人均GDP超过日本。这一切，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后戛然而止。在与美交恶与神权统治40年后，现在这个国家的女人必须把自己里得密密实实，没有父兄等男性陪同，甚至不能出门。8,300万人口里，超过6,000万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香港人为捍卫应有权利的抗争有三条战线：街头、议会和国际。这半年来最恒常和牺牲最大的是街头，真正略有成果的也是街头。中大女生吴傲雪在选前受访表示，有一班手足，想由地区工作开始做起，她说会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参与区选；选后受访时她说选举是支线，主线仍然是街头抗争。

为什么说区选结果显示主流民意是“以暴制乱”呢？因为区选虽然选出来的议员只处理地区事务，但投票率推至这么高，是大多数市民不是因地区事务而投票，是为了时局，是对政府管治的极度不满，对政府和警谎极度愤怒。概括来说，就是要表明不是政府所说的什么“止暴制乱”，而是警察的“以暴制乱”。市民对“乱”不满，但认同“乱”是警察的“暴”造成的。

在专权体制中，权力一元化地来自上级，权力就是一切，是体制中每一个人唯一的存在感，在这种体制下，所有人固然唯命是从地执行上级指令，而当他向上级反映他所了解的社会或战时情况时，他都会同那个纳粹情报官一样，不会讲上级不喜欢听到的实况，而是讲上级想听的话。当制订政策者凭主观意愿而不是客观事实去掌握情况，作决策判断，效果就会适得其反。这是专权体制的致命弱点，这体制给所有掌权者带来道德缺陷的愚蠢。

有律师在网上说，被捕不是末日，五个月来，85%的被捕者都没有被起诉，剩下15%也未必告得成。不过，坏消息是：昨午有市民拍到理大附近铁路上，有警方将大量被捕人带上火车，未知原因为何，更不知会载他们到哪里。亦有网民影到，在深圳至少七架特警车前往皇岗途中，怀疑是去接收刚送上火车运载的被捕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