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抗争者，黑衣人，或香港的普通市民，都是制度暴力下的受害者。近日政论家长平在《德国之声》专栏中说，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绥靖政策已经持续了30年，和这种绥靖政策配套的舆论，是“责备受害者”。“责备受害者”是一种社会心理防御机制，人们面对受害的弱者不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既不愿意直面自己的怯懦和无能，又不愿意放弃公正的信念，于是就说“受害者也应该承担责任”。

在家安全吗？警察可以入屋。坐车安全吗？只要车中播放一首警察不高兴的歌，警察可以把车中人拉下车逮捕。警察安全了吧？如果安全，又何须蒙面执勤？何须申请法庭禁令不可透露个人及家人身份呢？特首、高官安全吗？林郑除了有许多场合不敢去，去哪里都要G4保护之外，她还要担心乌纱不保、权力不稳，更甚者会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突然被莫名其妙地栽上“罪名”。

香港警队，目前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制衡、什么坏事都可以做，而且还会在做了之后不停撒谎的状态。不受制衡的有牌烂仔，比苏联、东欧甚至中国的共产党警察统治更可怕。共产国家除公安外，还有武警、军队相互制约，香港警察不但没有制约，而且背后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撑腰。

陈彦霖赤裸浮尸，吴傲雪遭港警性侵的证词，浸大学生记者邓泽旻被扣留时遭便衣警出言威吓鸡奸，黑警闻周梓乐死讯说要“开香槟庆祝”，加上无数靓女靓仔被压制在地暴打和侮辱的影像，都使人不能不相信警察已经上下一心要与香港年轻人为敌，所有网上流传的警署内的性侵、硬迫口交等等劣行都大大增加在公众中传播的可信度。

倘若面对完全不讲道理，说7.21不是白衣人施暴，而是“互殴”，说几个警察对已经被制服的人仍然暴打不是过份暴力，或者对绝大部份的传媒报道和公正的民意调查拒绝相信，那么也不必愤怒，不妨微笑请他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哲学家罗素说：“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专权政治的体制优势就是高职低能的趋势。如今年初大陆网文“2019年谶言”所指：“志大才疏，外强中干，掩耳盗铃，缘木求鱼。自高自大，自欺欺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折腾无方，折磨有术，丑态毕露，笑话百出……”香港若与这种“体制优势”连在一起，发挥互害效应，相信物极必反指日可待。

专权政治一步步走向暴政，人民开始不相信政府，政府也不相信人民，居于政府与人民中介位置的传媒就是主要征象。尤其在今天，传媒已经不是有经营能力的人所能操控，大量的网上媒体、社交媒体，使真相无法掩盖。黑警无底线的暴力，几乎所有传媒都不能不据实报道。警方在丑态被不断揭露的情况下唯有“发老脾”，自暴其短。与传媒关系恶化是堕落标志。

现实是：警队不可能崩溃，反而因为获得政府和背后中共给予有史以来最大权力，和一张张禁制令让他们对付示威者更加肆无忌惮；社会上大部份资本家、财团，始终站在有权者一方；国际媒体对香港的关注，已很难得，但不可能长期维持每天都高度关注；几乎肯定政府已组织秘密警察或政治警察；接管港台、废除公共广播改为类似中央台的喉舌角色，对电视及新闻出版加以限制，看来日子都不远了。

以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话来解释：“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道德缺陷包括只重权力，没有正义与原则；只看一时的权力得失，不看稍远一点的利害；只是一味迎合上级，完全不考虑尽一点规劝言责。实际上这种只有从上而下的单一领导、而没有其他制衡或智囊献言的体制，就是极权政体永远只考量利害、却永远走自残之路的原因。

由梁振英到林郑的港共政权对香港人权益的侵蚀，已经到了市民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是导致退无可退的香港人大团结的根本原因。在退无可退的情势下，面对实力百倍于香港人的强权，年轻人带头的“揽炒”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利器。“揽炒”就是以死相搏，也就是只问是非对错、不问成败得失的一往无前。

非“致命暴力”就是自卫或针对“物体”的暴力。美国政界的“提醒”，是因为美国企业界会影响政界取向。彭斯说：“北京利用企业的贪婪，试图影响公众意见，胁迫美国企业。有太多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金钱和市场的引诱之下叩头，不仅限制对中共的批评，也不积极表达美国的价值观。”他说：“中国不仅向美国外销大笔金额的不公平贸易商品，近期还外销审查制度。”这是演讲中的金句。香港人对中国外销审查制度已经很熟悉了。

陈彦霖妈妈上TVB为彦霖的死作解释，反而增加市民许多疑团：没有经过精神科医生诊断，怎么知道她患“思觉失调”？如何可以断言她是自杀而不是被杀？警方重案组不是正在调查此事吗？电视访问是否在代替执法？接下来数日，就有“假陈彦霖”“假陈妈妈”甚至是“假CCTV影片”的传言流播。

苏联工人不是真的准备上吊，中国留学生也不是真的要为共产主义献身，都是说说而已。但他们也不是有意说谎，他们只是被集体主义的意识绑架，很自然就说出符合集体意念的话。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是言不由衷，是虚伪，但从集体主义的角度去看，是个人服从集体的一种自然反应。但并不意味他会实行。在西方价值观念长大的人，对这种集体主义观念很难理解。

电视机司法无助案件的澄清，反而增加对案件的怀疑以及对掩盖真相的反感。电视机司法不考虑观众是否相信，因为其实只是当权者的自慰。电视机司法不是司法制度的破损，而是自我证明司法制度根本不存在。向电视机司法看齐，意味着向专权制度看齐，新闻媒体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倘如此，就毋须送中条例，香港已经是“中”矣。

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自修例以来所作的第五轮民意调查，在10月8日至14日进行，调查结果对香港警察零信任的比例，从9月的48.3%上升到51.5%。而第一轮即6月初的调查，对警察零信任的只有6.5%。回答当大型和平示威活动都未能令政府回应，示威者有激烈行动...

使毛泽东沉思的1976年世上罕见的陨石雨，这一年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大中共建政巨头相继死亡；7月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9月9日毛死后即在10月6日发生宫廷政变，中央逮捕「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政坛出现翻天覆地变动。大陆有网文指，1976年和上周五的陨石都落在中国吉林，中国地图似公鸡，而吉林正是鸡头，因此凶兆都落在「头」上，不是一般的「死人」，而是有巨变。

香港珍而重之的原则，就是法治原则，「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的原则，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则，所有市民都受法律保护的原则。紧急法的门一开，香港就进入与中国无别的专制极权时代。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说；「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况下保持中立，那你就是选择了站在压迫者的一方。如果大象的脚踩在老鼠尾巴上，你说你保持中立，老鼠并不会感谢你的中立。」

无论中共高举的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其核心意识就是集体主义。以集体主义去强攻某些项目，自然有其优势，但对于让每一个人发挥自由思想、发挥创意，却是窒碍。尤其是经济发展进入越来越强调个人创造的时代。当然，更根本的，就是所谓集体主义，实质上不可能集体一起作决策，而必然是由少数人去宣称执行“集体意志”，于是少数人就形成压在广大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奥威尔说“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就是这个意思。

中共建政70年，无论香港在97前或后，都笼罩在中国专制政权的魔障下，使香港人现在回答高更画作的三个问题有了变化：从哪里来？香港年轻人的回答就是，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你是什么人？我是香港人，极少有人说是中国人。你往哪里去？香港是我的地方，香港没有未来，我也没有未来。多数香港人尤其年轻人都以香港为家，过客心态已经渐渐远去。

今年港共政权的国庆升旗礼，与7.1一样，改在室内举行，理由是因应近日的社会气氛，“为确保升旗仪式能庄严有序地进行”。70大庆，升旗礼竟然见不得阳光，有何庄严可言？但即使嘉宾在室内，恐怕也难免会传来大批市民在升旗时的呼叫声，或者会响起《愿荣光归于香港》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