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网民戏谑香港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迅即成“潮语”。财金官员对这个形容词感到不服气，并特意反驳，甚至说是“得啖笑”。我真心希望日后财金官员可以开诚布公，“放下身段”向社会向市民交待的是眼下看到的困局，再集思广益去寻求解决方法，而非只懂向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伪术，这既骗不到市民、甚至“阿爷”亦很清楚看在眼里。

今天的特区政府尤如国泰一样，只是不断盲目唱好自己利好的故事，却不愿正视已经出现迫在眉睫的危机，甚至向提出警告或谏言的人作出恐吓或威胁，结果整个机构/社会变成只得一种处处赞好的声音，结果当危机杀到埋身，到时才醒觉已经变得太迟，迎来只是无可挽回的灾难。

至2002年，政府推出“孙九招”阻止楼市跌市，其中最重手一招正是全面暂停定期卖地和勾地。及至2004勾地表机制“单轨复行”，全面取代定期卖地，由发展商主导土地供应。不过随着经济复苏以及内地居民大手扫入本地物业，政府于2010年实施勾地和“不定期”卖地的双轨制，回应市场需求，其中主动卖地的方式以招标为主。但其后两年楼市愈趋炽热，政府终于宣布取消勾地制度，恢复定期卖地，“重夺”供应主导权。

据智库国际金融研究所称，中国股票和债券已连续五个季度出现跨境资金外流，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记录。面对外资持续撤出，股市债市跌市年年，中央不是没有尝试救市，包括由中央汇金出手买内银股托市、人行大力放水、甚至减股票印花税，但成效甚微。

值得留意是，周凯旋没有透露李嘉诚为何会在2021年就有看淡经济会“一落千丈”的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是因为美国联储局开始启动四十年来最快加息周期？还是已经看到香港已变成“金融中心遗址”？恐怕是全部因素超人都有考虑在内，当然具体原因大家是“心中有数”。

尽管“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但官员显然没有危机意识，甚至不改“事事国安”的处理手法。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就表明，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将使全球企业更放心在港投资，形容全球投资者都寻求稳定及可预计的投资环境，相信特区政府将于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并把方案与《港区国安法》连系起来，将使全球的企业和人才对香港更有信心，可以更放心在港投资、营商、工作及生活。

过去鲜有见到发展局局长会单独访京，甯汉豪的前任包括陈茂波及现任财政司副司长的黄纬纶，最多只会是陪同其他官员集体访京，单独见港澳办更是非常罕见。到底今次会面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更重要是在“二次回归”的香港，一切权力及商界利益已经有迹象重新分配，过去作为“呼风唤雨”、占领香港经济命脉的“地产霸权”，会否失去过去的“垄断”优势，甚至要在经济疲弱、库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为国家、为香港”作出更大贡献，达成习*近*平个人吹捧的“共同富裕”精神。

全球离开香港的金融机构名单正在加长。最大的美资公募基金领航（Vanguard）已先后将退出香港及中国，并关闭在华办公室。澳洲的西太平洋银行及澳洲国民银行亦会撒离。加拿大最大的退休基金之一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计划关闭香港的选股团队。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本月稍早报道，美国和英国的三家尽职调查公司正在将员工迁出该市。

特区政府的财金官员过去都有“居安思危”及“开诚布公”的纪录，但陈茂波近几年的预算案不单有倾向夸大政府财政状况以至经济表现，而且面对实际情况不似预期，却“狡辩”称现在楼市同经济只是面对周期性低潮，而不愿承认本港经济已出现结构性问题，甚至连拖累香港经济的最大原因、即内地经济失速及债务危机完全避谈，甚至反过来只向市民及商界“说好中国故事”，并继续豪花数千亿放到与内地对接的北部都会区，这根本就是彻底误导市民、商界及投资者。

过去一年香港人才政策的“红利”，直接带动了移民中介生意，内地社交网络小红书上，就充斥着“500元全家拿香港身份”、“一千元做‘优才’赴港”的广告和宣传。当中不少内地申请者看中的是香港的社会和教育资源，更因审批过于宽松，被部分申请人钻空子，遭外界诟病像一张两年期无限进出的“港澳旅行签注”。他们当中，真正有意来港工作的人不多，更多为的是在内地“润”的风气下“留一条退路”。

不论内地媒体或香港财金官员，近日都将中港股市弱势归咎是外媒“唱衰中国”，是地缘政治冲突下刻意的阴谋打击，却从不检讨自己内部体系是否出现问题。嘴巴的确是长在别人身上，但金钱却是最诚实的一票，“打铁还需自身硬”，厘清问题解决本身的系统风险，将投资者利益放到首位，“有麝自然香”国际资金自然会重返，不用国家队费煞思量要如何托市，更不用官员用口讲“说好中国/香港故事”。

正如前财库局局长马时亨上周指出，现时香港经济是近20年来最差，“股票又跌，炒楼又跌，个个都较之前穷”，一方面外资流入减少，而且连内地也不进入，二来以前可以背靠中国，但现时内地都有很多问题。因此，结果使到香港金融业受到打击，并牵连很多相关产业，例如无人上市，银行、律师行、会计师行都无生意。

最令分析师最担心的，恒大终局会再次引发房地产行业崩溃，包括碧桂园在内多家房企债务重组可能会被拉倒，届时全国性房企的债务风险暴露，高杠杆的房企逐个崩溃，使这个占中国经济四分之一的行业陷入瘫痪，对产业链产生外溢效应，并影响居民购房信心，最终令中央近日拯救楼市的手段变得“徒劳无功”。

今年初楼市乍现小阳春，一度令各界均对楼市极度乐观，但近日多位前财金高官包括梁锦松、唐英年、马时亨均提出要搞好本地楼市，制造财富效应，否则楼价再跌恐酿成金融危机。而大行像高盛、汇丰均纷纷转軚，其中汇丰更罕有承认此前看法过分乐观，指出鉴于楼价下跌令有意置业人士持观望态度，发展商推售的新盘恐须劈价求售，陷入恶性循环，因而把今年楼价预测，由原本预期升8%降至零，明年上半年再跌5%始见底。

连内地政府都明白，要推动一个夜市恢复生机，“拆墙松绑”放宽不合时宜的规管，绝对是推动经济重要一环。可惜本港官员的官僚作风，将民生诉求如同民主诉求一样，全数置之不理，恐怕美食车的失败经验，很快就会在“夜缤纷”上重演。政府近期牵头的“Hello HK”或“开心香港”未见明显收成，这次再号召全民运动，难以过分乐观。实际上各界应先集中资源搞好日间及周末经济，只要商户在日间生意回暖，实在没有必要延长商场营业时间。

显然与前任相比，习*近*平对国家控制的重视和独断专行的处事作风，令任何外界提出的有效刺激方案都变成没有意义。要依靠这样的一个人回心转意信服市场经济的好处，根本是天方夜谭，正如克鲁明指出，未来几年中国情况可能会相当糟糕。

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刺激消费者支出。让国有企业与工人分享更多利润。在短期内，政府可以像美国一样直接向市民派钱。但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显然是出于意识型态的原因，特别是领导层对私营部门有着奇怪的敌意，包括担心让市民有能力花更多的钱就会削弱党的控制，还有一种对强大社会保障的清教徒式反对意见——习*近*平谴责福利主义可能会侵蚀勤劳的美德。其结果是政策失灵，中国只能重推过去那种以投资为主导、缺乏效益的刺激政策。

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香港多家媒体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均先后关闭或结业。在过去20年内，香港在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从第18名大幅下滑，无国界记者在2023年衡量新闻自由程度的180个国家与地区当中，香港被名列第140位，这种倒退程度是前所未见，与一些极权国家好像乌干达等地方齐名。

外国政府和企业曾经认为，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价值能使其免受中国的高压统治。但可悲的是现实刚好相反，党的领导人更重视是对反对声音的控制。因此《经济学人》认同继续追踪香港的镇压过程是有实际意义，包括对香港多元化的压制正揭示了统治者的野心和恐惧，以及他们认为有序社会所需的控制，这是香港对全世界的一个沉重教训：作为了解共产党世界观的窗口，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至关重要。

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回应，更看到特区政府是“煞有介事”认为人口增长是重要政绩。曾经出任入境处处长的陈国基，指今次人口回升反映香港已走出2019年的阴霾，踏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纷纷“用脚”投票，对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更称为“吉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