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他有感而发，谈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看到后批示道：“这是什么话？”毛发话后，黄万里立即被打成大右派

说到黄炎培，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黄炎培周期律”。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彼时，一些民主党派则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这其中就包括黄炎培、傅斯年等人。

新年伊始，中共《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题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讲话中，习*近*平提了一个毛泽东当年提出的问题，中共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习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

袁红冰先生在采访中，还给了“红二代”一个明确的定义，即在共党49建政时军队副师级以上，或任地委书记以上官员的后代。

1945年7月4日，在延安考察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

一位曾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筚路蓝缕、奋斗了大半生的知识分子，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山者，近代教育史上的巨人，八十岁时还在孜孜以求“改造作新人”，何为“新人”？不过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面对一个暴力造成的新王朝，知识分子成了先天的有罪者，除了“改造作新人”没有别的出路，以黄炎培地位之尊，也不能例外，这真是他的不幸。

黄炎培曾警告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答道：“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今年中共纪念百年，正好是五世，而民主人权已经成了敏感词，难道习*近*平已经忘了毛泽东“人亡政息”的预言？

好在黄炎培死于文革前的1965年，而他的妻子姚维钧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文革遭到迫害，1968年自杀身亡。而他的第五个儿子黄必信，先是被打成右派，文革爆发后上吊自杀，两年后，其妻子余启运在关押时被学生毒打至自杀，他们的女儿失踪。

傅斯年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

1949年一辈子拒绝做官的黄炎培，当起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连他儿子对此都不理解，当面问他：“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他严肃地回答：“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呵！”他至死恐怕都不会知道，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在口头报告中即已传达打倒国民党后，斗争的对象就是民主党派。

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黄炎培的几个成年子女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黄路、黄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劳动。小女婿陈锵和外孙王实方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反三峡大坝建设而广为人知的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文革被抄家，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照片等被撕毁，还被红卫兵打的浑身是血，头发被剃成了阴阳头。之后，他被赶出家门，三代人不得不住在清华的集体宿舍中。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

黄炎培无疑是一个名人、学者、专家，曾经有“不做官”、“不敛财”的美誉，但是，在1949年前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月里，黄炎培也像许多其他名人、学者、专家一样，对中共的宣传缺乏深刻的洞见，对中共的行动只看到表面现象，最后选择投奔中共，其结果是，妻子、第五个儿子、儿媳被中共整死，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有精辟见解的三子黄万里，一生怀才不遇，长期挨中共的整。有关民主、监督的期盼至今天仍是一个梦。

一位曾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筚路蓝缕、奋斗了大半生的知识分子，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山者，近代教育史上的巨人，八十岁时还在孜孜以求“改造作新人”，何为“新人”？不过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面对一个暴力造成的新王朝，知识分子成了先天的有罪者，除了“改造作新人”没有别的出路，以黄炎培地位之尊，也不能例外，这真是他的不幸。

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仅因为写了“花丛小语”这样的讽刺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为了自保竟和儿子断绝往来。195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电话采访黄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对黄万里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支持全校同学对黄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反右高潮过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这批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

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

上个世纪20年代，犹太青年Sioma Lifshitz（后取中文名沈石蒂）与家人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经营了一家照相馆，接待客户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搞“公私合营”，沈石蒂不了解照相馆该如何改造，在1957年离开中国，直到1987年去世都再未回到中国。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说：行，这就是民主。毛泽东说的对，如果共产党实行民主政体，当然可以跳出历史周期律，但是他却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中国建立了党领导一切的红色恐怖...

一旦误上贼船，就完全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在中共这个绞肉机中，他们可谓自作自受。1949年中共夺权政权后，便出尔反尔，从前许诺给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独立”无一兑现，那些曾经支持帮助中共的大批知名人士反而遭到无情的残酷打击迫害。1957年，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前国民党高官费孝通、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龙云、黄琪翔被打成“右派”，在各种大会小会被批斗羞辱。民国大儒、高官们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各种“低头认罪书”、“错误和罪行检讨书”、“请求人民宽恕书”，尊严扫地身心均遭受极大摧残。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旋律时，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旋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建政前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1950年10月4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朝鲜。左起彭真、张闻天、高岗、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董必武、陈云、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看上去，二十多年后，除了内阁总理大臣周首辅，以及两位很幸运提前辞世的，剩下的都被领袖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