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中，每个县有两种人一定要杀掉：一是民国的县长，二是1948普选产生的国大代表，贵州省“解放前”81个县的县长，无论起义、投诚或被捕释放，全部被杀掉了。

马顺宜获释后即同她的公婆程仪贞（周恩来二伯母）前往南京梅园找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拒绝援助，婆媳二人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愤怒指骂周恩来。马顺宜说，她从南京回到高邮时父亲已获释回家，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两天后即含恨辞世。马老死前遗言要女儿不要相信共产党，不要与共产党合作。

大饥荒不是它们的错，人民吃顿饱饭是它们的功；发动文革不是它们的错，结束文革是它们的功；制造冤案不是它们的错，拨乱反正是它们的功；闭关锁国不是它们的错，改革开放是它们的功；贪官遍地不是它们的错，查处腐败是它们的功……它们从来没有错，它们就是为立功而生的。

@笑林史记：文革举国大搞“忠”字化运动，不识字的小女孩唐文杰竟能熟背老三篇和跳忠字舞。于是年仅五岁的她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为共军代表们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表演忠字舞。三十年后，当年的摄影师李振盛再次为开办建材店的康文杰拍照。

一旦误上贼船，就完全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在中共这个绞肉机中，他们可谓自作自受。1949年中共夺权政权后，便出尔反尔，从前许诺给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独立”无一兑现，那些曾经支持帮助中共的大批知名人士反而遭到无情的残酷打击迫害。1957年，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前国民党高官费孝通、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龙云、黄琪翔被打成“右派”，在各种大会小会被批斗羞辱。民国大儒、高官们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各种“低头认罪书”、“错误和罪行检讨书”、“请求人民宽恕书”，尊严扫地身心均遭受极大摧残。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旋律时，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旋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建政前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决定国运的艰难决策】1950年10月4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朝鲜。左起彭真、张闻天、高岗、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董必武、陈云、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看上去，二十多年后，除了内阁总理大臣周首辅，以及两位很幸运提前辞世的，剩下的都被领袖干掉了。

其实前几天，王岐山就在官媒中透露过〝窑洞对〞的信息，但随后就删掉了，原因不详。今天又提出来，可能前几天出现了什么麻烦，现在麻烦解决了。所谓〝窑洞对〞，是指的当年在延安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段对话。也就是如何打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值得一提...

我们只要冷静审视延安那种现实与宣传背离的情状，就会发现这无非是一个“羊皮与狼质”的古老典故的再版，是表与里，现像与本质的矛盾共存，是欺骗、愚弄与背信弃义的历史剧幕重演。事实上，这两个相反并存的延安最后一直扩展到了全国，延续到了当下。

其实，就在毛泽东与他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黄炎培在延安见到的王实味，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言获罪被关起来，后来在一九四七年被杀害的。在“延安整风”中，三万多中共干部中居然抓了一万多名“特务”出来。黄炎培回到重庆，写了《延安归来》一文，为中共争取民意，特别是争取知识分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2月27日，大陆各媒体均在主要位置报导了习*近*平和俞正声日前走访各民主党派的消息，会谈的内容大多并不新鲜，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除了一点：习*近*平在谈到当年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时，认为至今这都是对中共的警示。 习*近*平谈及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