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木工程师，亲见亲历了许多哭笑不得的建筑业故事。 我曾经问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建一座面积约800平方米的三层楼砖木结构宿舍楼，从基础到交付使用，如果尽可能地快，得多少时间？ 没有人答对。实际是15.5小时。也就是说，清晨破土动工，傍晚就水流灯亮了。人们不相信，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这件事发生在四川德阳工业区重型机器厂工地。那个时代放了很多“卫星”，这是其中的一个，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级，随父母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那里的子弟斗殴之风正盛。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成为时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斗狠也成战斗精神的标志。斗殴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我自小生性怯弱，没有动手打过架。到了文化部五七干校...
1984年9月，“第三梯队”的工作尚未结束，部里突然接到让我从中组部退下来的批示。事后是习仲勋告诉我的。陈云接到三封告我状的信，即邓力群、我的前妻范元甄和部里一干部母亲的朋友。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示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据说拟安排我去经委当个顾问。 中组部新任部长是乔石，他主持开部务会正式宣布做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几次要求退下来。
据媒体披露，去年五一期间微博上有一个关于大饥荒的帖子：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中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阅...
我老家在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套南村，当年全村分成三个生产队。我们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多是逃荒漂泊最后定居在此的穷苦外来户。欧四奶奶家算是我们队最富有的，她和她的四个儿子住着一座大院，房子是瓦顶和浑砖到顶的墙。土改的时候，四个儿子刚分家不久，每家平均分得的土地并不多，被划成上中农，是...
当然，像上海、北京、天津等工商大都市，毛泽东会做出一些按中央政策办事的样子，不至于搞得像威海等城市一样。但1947年的土改，有意推向极端，这绝非个别，学者们已有研究。 学者还奢望发现白纸黑字的证据。证实1947年把二次土改推向极端的文字证据，依我看，这种希望很小。因为中国共产党划分阶级的政策，对待工商业的政策，土改中保卫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早为全世界所知，尤其明白地写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很难想象我们黎民百姓（包括专家学者）还能得到另外的什么自打嘴巴的文件或文章。
中国是重视传统的国度。在数千年历史演化进程中，许多东西被作为传统保留下来，演化为国人文化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仕作为这样的传统之一，既是一种有形的习惯，又是一种无形的信仰。这种传统支配中国人的生活观念达两千余年而长盛不衰，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对我民族社会政治的影响可谓深...
前些年章诒和女士笔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运动中“告密”、“卧底”的现象，而徐铸成的这段特殊经历，恰好构成进一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的重要参照。当整个社会处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双重控制下，每个单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没有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权利，何况像徐铸成这样“右派”帽子虽摘而帽痕犹存，一旦掌握其命运的干部以为党而做的名义提出某种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