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留下祸乱之源
八十七岁的华国锋带著无限的失落，向马克思报到去了，他作为“英明领袖”的时代也早已经一去不復返，仅有若干记忆存留在我的脑海中。当年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对於文字比较敏感，我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学到一个成语──“拨乱反正”，印象非常深……现在官方宣称当时“拨乱反正”是邓小平等人的功劳，华国锋只是“两个凡是”主义者，把华国锋的功劳抹杀得差不多了……两雄相争，华国锋顾全大局就退隐了。此后，邓小平坐上龙廷如日中天，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然而，民眾似乎没有察觉──邓小平在光天化日却做了一件拨“正”反“乱”的大事，极有可能给中国留下无限祸乱之源，后果尚难以评价，却至今鲜为人知，本文特地予以揭露！
一九八二年，中共颁佈新宪法。前副委员长王汉斌曾经发表文章称：“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了这次修宪工作。他高瞻远瞩，深思熟虑，果断地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对新宪法起草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国家体制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都及时、明确地提出了意见，对这部宪法的制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又称，此次起草新宪法以五四年宪法为基础，认为一九五四年制定的宪法是一部比较好的宪法。一九七五年制定的宪法，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粉碎“四人帮”后制定的一九七八年宪法也受“文革”较大的影响……。王汉斌极力鼓吹了邓小平对此次修宪的功绩。
“五四宪法”明确保护土地私有
但是，经我研究有关资料后发现，邓小平指导起草的这部宪法，在土地制度上另起炉灶，没有继承一九五四年宪法中保护私有土地的重大原则，非但没有实现拨乱反正，反而造成了拨“正”反“乱”的严重后果。
一九五四年中共颁佈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农民私有土地，对於城市私有土地也是肯定态度，这体现为保护城市私有房屋，私人房屋与私有宅基地一併保护，并没有“城市土地属於国家所有”的规定。在此宪法框架下，城市居民的住宅基地属於私人所有，政府发放房地產证书给予保护。
灾难不久发生，毛泽东搞起了“大跃进”，农村经由组织互助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把绝大部分的耕地入社，这是集体所有制的耕地的来源。这个运动是在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土地私有制度的意思，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山、自留地等，仍然是农民私有，不加入合作社。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的文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一条中，作出如下要求：“生產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產队所有。生產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上面所说的土地、牲畜、农具、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但是，中共中央的全盘土地集体化算盘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因为，要“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然后把农民的私有的宅土地、自留山、自留地等实行“集体化”，要求农民把这些私人土地所有权拱手“赠送”给生產队，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地方的当权派不免要偷工减料，就是以长官意志代替了“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这一程序，自欺欺人地向全世界宣佈土地集体化了，连农民床底的宅基地都公有化了。至此，在全国范围内，农民私有的果园（自留山、自留地）等经济林地被生產队共了產，成为集体财產，农民吃了哑巴亏，却无处投诉。这种偷天换日的行为当然也瞒不过毛泽东、华国锋的眼睛，故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八年修订宪法时，都不敢作出土地公有制度的规定，勉强在法律层面守住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保护私有土地的制度底线。从毛泽东一九七五年修宪来看，毛泽东的政治运动虽然激进无比，但其立宪则相对保守，没有规定土地公有制，是保留迴旋餘地的──如果激进的道路行不通了，可以退回宪法保护私有土地的路子上来，可见，毛泽东在激进之餘，仍然有一分清醒。
八二立宪擅改土地为国有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纠正了上述共產风，把生產队从农民手中“共產”而来的果园（自留山、自留地）等经济林地悉数退还原主。
毛泽东时期以长官意志代替了“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的乱象，的确是需要邓小平来拨乱反正的，邓小平在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情况下，按理是要恢復保护农民的私有宅基地、自留地的。可是，邓小平非但没有在制度层面拨乱反正，反而完全突破了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土地制度底线，重起炉灶，在一九八二年宪法中作了“土地公有制”的制度安排，没有经过农民、市民讨论同意，就把全国人民的私宅基地、自留山、自留地等私有财產给无偿地国（公）有化了。因为落实拨乱反正，生產队刚刚把从农民手中“共產”的果园（自留山、自留地）等经济林地退还给原主，才没过几天，邓小平就领导一九八二年立宪，强制规定这些果园（自留山、自留地）等经济林地所有权归於生產队集体所有（原主只有使用权），邓小平几乎把这一项拨乱反正的成果抹杀殆尽，產生了拨“正”扫“乱”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在激进之餘的那一分清醒，恰恰是邓小平所缺少的。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领导立宪所做的土地制度上拨“正”反“乱”，他难逃其咎！虽然他仅是在起草宪法时指手划脚，有赖於人大表决，但人大只是橡皮图章，终究是邓小平说了算数，邓小平“对这部宪法的制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汉斌的原话）。从此之后，全副武装的公僕们就理直气壮地驱逐农民和城市居民强制拆迁了──他们都说土地原本是公有的，是公家施捨给私人使用的，却不知道土地私有之本源……。邓小平对此大是大非问题远不如毛泽东清醒──邓小平如此拨“正”反“乱”，若毛泽东泉下有知，当笑其无知乎？
──原载《争鸣》杂志2008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