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1068人、处死100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3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28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10488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358000余人，处决了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20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这种捕、杀无序的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党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即下发通知，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因为山东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经杀了不少地主、恶霸，加起来早已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笔者)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地下党、企业、政府、机关)，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需要精细”，“我们拟即收缩——捕杀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他是最早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的省委领导。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接着，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并把处决人犯批准权收归省委。但是，收效甚微。命令下达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中南局这四个省又处死了5万多人，且大多数没有经过省委批准。由此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纠正大捕、大杀的无序状况，还得毛泽东亲自出马，发指示纠正才能见效。

毛泽东对杀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失控的状况开始感到担忧。4月20日，他致电各中央局书记，要求控制杀人比例：“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是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15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就是说，如果这三区按原来计划杀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点五，就可以少杀15万人以上，而实际上都超过千分之一，如果达到千分之一点五，则多杀30万人——笔者)，“贵州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以特殊情况为由，允许贵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标，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突破指标多杀也没有关系，纠正错误不坚决——笔者)。接着，他电告华南分局领导人：“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广东、广西和广州市——笔者)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由于允许贵州突破指标，他的这一指示，华南两省一市也不会坚决执行。

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人、杀人风，必须立即开会，把地方“诸侯”找来，当面亲自布置刹车，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决议”一出台，中央立即转发，电告各地，大规模的捕人、杀人风，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会后有些地方仍然捕、杀了一些不应该捕、杀的人。如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358000名，杀了100840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468385名，杀了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110000人，处决了40000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四个月，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随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逐步贯彻，各地捕、杀人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实际捕、杀人数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第三阶段两年时间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总数只有1951年初那几个月捕人、杀人数字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决议”起到的作用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60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1107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81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有5个伪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一贯道坛主，6个地主。16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11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幸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复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布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1976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