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困惑：一方面，每天都在宣讲革命不分先后，随时欢迎知识分子参加，而且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确实对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无论是报纸还是意识形态，都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立场，要使贴有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标签”的知识分子，朝着无产阶级的方向，进行自我改造。当然改造究竟怎么进行，究竟是不是改造好了，或者改造好了就是不是无产阶级了，那不由知识分子说了算。

从大的方面说，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国共政争主要争取民盟

或者再换个角度，当时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民主同盟。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右派的划分、打击的对象，民盟都是最多的。

我有时也在想，为什么主要打击对象是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一些核心人物呢？从我们1949年前后成立中共国的经历来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白热化的阶段，应该说双方主要都是争取民盟加入本方阵营的。

在我的印象中，如果真正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来看的话，民盟在1949年前后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其他党派人也不多，影响力也不大，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像民革这样的，从人数上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政党，但是民革毕竟主要是从国民党里面分化出来的一些人组成，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可能会去拉拢民革，但不大可能重用民革。而民盟在旧政协的时候，是当时国共两党最主要的争取对象。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没有争取到民盟。于是，不能用之便杀之，国民党强令解散了民盟。

后来我们才逐渐了解到，民盟在解散前后，其内部斗争也很激烈，并不是铁板一块。当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胜利，民盟也逐渐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而民盟中原来中间偏右的一些人，也被革命的洪流逐渐分化掉了。所以这给外界这么一个印象：好像民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态度一直很明确，一直很坚决地跟中国共产党走，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可是实际上看起来，民盟仍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政党。

以前我聊起过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在这本书中，特别讲到了1935-1939年内战期间西班牙的政治格局，当时要么是左派，要么是右派，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以走。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情况，可是在当时的西班牙，政治格局恰恰相反，“两头大、中间小”，甚至实际情况比这更极端，只有两头，没有中间了。

1949年前后的中国，与西班牙的情形很相似。就是这么个情况，已经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了。当时最有可能走中间道路的，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几个民主党派。民盟是最可能走的，而且民盟的力量最强，最有可能走中间路线。所以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写了以《别了，司徒雷登》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警告那些有美国民主思想的想走中间道路的人，中国已经一边倒了，别再有什么幻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民盟的这些人中，无论章伯钧也好，罗隆基也好，还有其他比如钱端升也好，这些人都是原来留学美国的，而且这些人脑子里面，都受了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这样一来，即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可以跟你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但是革命胜利之后，也就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了。

但是说实在的，包括钱端升在内的绝大部分民盟盟员，这些人在1949年以后的言论也好，行动也好，都是非常明显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恰恰也就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民盟，而民盟在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很有号召力；另外，这些人大都是留学英美的大知识分子，无论是高校还是整个社会层面都很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尽管在1949年后都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但是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他们脑海中美国式的思想观念始终都存在，他们仍然希望中国能够走亲美的道路。

所以现在看起来，当时中共领导人都把民盟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来看待，捧也捧民盟，杀也杀民盟。无论政策是有利还是不利于民盟，针对的对象，在民主党派中，民盟都是首当其冲的。

反右运动的国际国内背景

反右运动中把高校作为重点，被称为“重灾区”。现在人们都知道，划右派是有指标的，当时的指标是百分之五，后来又有追补，即漏网右派的补划。但高等学校大大突破了这个指标。

50多年后，我们几位幸存者回忆当初划右派的比例时，一位掰着手指数当时四个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国际共运）共30多人中，被划为右派的共有10人。

也有人说，整风运动开始时对我们说的是16字方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是延安整风的方针。延安整风我不知道，后来听说也有些过火，已经变成了政治斗争和抓特务“抢救失足者”了。反右运动结束后真是一片肃杀的气氛，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

反右20年后，虽然早已摘掉右派帽子，但政治待遇依然属“摘帽右派”。悲情难禁，曾在1977年6月写下一首《反右20年感怀》：

莫道系铃已解铃，风吹时闻旧时腥。

长握笔管悲难禁，强闭喉舌心欲鸣。

鬼域犹得诉罗殿，圣朝无处哭昭陵。

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

“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好在两年后，终于圣朝出现并给予了彻底平反。但我最后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共产党打了三场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拥兵数百万，怎么就容不得一些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呢？

这个问题后来看的材料多了，也逐渐有些理解了。

1957年的国际背景，首先是在1956年刚刚发生过的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给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罩上了阴影。当时我们这些到苏联学习过的留学生，都认为中国不会受到匈牙利事件影响，中国完全是靠自己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而不像东欧是靠苏联红军解放而获取的政权，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像东欧那样，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的，而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匈牙利事件是知识分子闹起来的，有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是知识分子议论国家大事的场所。反右时期一提“裴多菲俱乐部”，就指脑有反骨的知识分子。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依靠的是工农群众，但中共的真正领导人物向来都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大知识分子，有些是小知识分子，他们更懂得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危险。三年解放战争发展那么迅速，除了战场上的摧枯拉朽外，就是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从拥蒋到反蒋。但知识分子是善于思考的，也是善于转变的，今天拥护共产党是真心的吗？还是“大势所趋”呢？不仅对党外的知识分子要打个问号，对于一直在党内的党员知识分子也要打个问号！怎样才能鉴别他们的脑后是否有“反骨”呢？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就可以“分清”，就可以“打尽”，当然领导层也不会天真地认为可以“一网打尽”，但终究可以保持政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稳定。

反右斗争是一场集中对待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其目的就是让知识分子从此“听话”，不要有“反骨”，起到这个震慑作用就可以了。所以在处理方式上采取“敌我性质的矛盾用人民内部解决的方式”，即和“地、富、反、坏”不同的处理方式，让他们继续工作，不断地改造他们，敲打他们，为这个政权服务！

法学家的忏悔问题

我记得2006年4月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的刘仁文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去年巴金去世时，人们提得最多的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这部‘文革’结束十年后推出的当代‘忏悔录’，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切中了极‘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痛，因而赢得热烈的回响。重温此书，却使我想起了一个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文革’结束30年来，我们法学界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忏悔、这样的讲真话？”

他说：

我手头有一本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这本当时的反面教材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啊。有的人，本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遇政治运动，就马上说“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而被他揭发的人，又反过来揭发说“到底是谁‘利用’了谁”，要求他交代清楚与某某右派分子的关系。这使我想起有位法学界前辈对我说起他当时在这所大学上学时的感觉：今天台上这位老师还在批昨天被打成右派的某某老师，明天他又被打成右派了。

他接着说：

同样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我曾经的法学所同事谢怀栻老先生被打成右派的罪证：在一次法学界的座谈会上，他指出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认为高级领导同志不重视立法工作是错误的。就因为他说出了这样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就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劳动教养，一去就是二十一年。2003年，谢先生去世时，由于他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法学界少有的一致追悼。梁慧星先生甚至尖锐地指出：在谢老面前，许多学人包括某些著名学人，都会感觉心里有愧。遗憾的是，我未曾听说过那些当年参与“整”谢老的人在谢老去世前或去世后有过丝毫的公开忏悔。最后他说：“我并不是要法学家们去揭开过去的伤疤，人人都以受害人的身份去控诉，那太肤浅。我要说的是，法学家们作为一个研究国家上层建筑、代表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群体，如果不对‘文革’和它以前历次运动中的人性扭曲及其暴露进行很好的清理，就等于失去一个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就不能有效地为他以后的思考指明航向。一转眼，从1976到2006，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经历过历次运动的法学家们如今大都已迈入古稀之年。作为后来者，我不希望这一段历史在法学界断裂，因而特别想恳请尊敬的老一辈法学家们告诉我及我的同辈人：你们，这一代命运坎坷的新中国法学家们，在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是如何想、如何做的？有没有过像巴金那种内心的隐痛觉得不说出来良心就不安呢？倘若这样做了，那真是化灾难为福音，不光是我法学界之幸，更乃我中华民族之幸。”

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段地引用刘仁文教授的文章，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知识分子内在的软弱性、动摇性。反右政治运动能波及这么多人，就是充分利用了知识分子这个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也不例外；

二是“反右”话题仍然是一个禁区。右派平反以后有一段时间，诸如电影《天云山传奇》的问世，曾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后来反右运动就成为禁区。这成了共和国成立60年来最难写的一段历史。如果把它写成正面的历史，不仅伤害了几十万无辜受难的知识分子，也难以应对社会的指责；如果把它写成反面的历史，中央对右派又只愿“改正”，而不肯彻底地“平反”！

（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