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生活证明外公说得很对，比如现在你看整天留着长头发动辄萨特莫奈后现代主义的人，一定是假装的文艺青年，头发长是因为没钱剪，也没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比如报纸里天天穿着很多兜的摄影背心的记者，多数不是摄影大家，正处于刚刚把焦距调准的阶段；还比如下雨天都戴着墨镜走路假装低头怕被认出来的，一定只是三流明星故做姿态引你注意，属于东北孩子冒充台北孩子的干活……不一而足。

小时候，成都到处都是可以读书的地方，九眼桥头的茶馆，祠惠堂的年糕铺，锦江边上的评书场，不像现在，省图书馆不知修到哪儿去了，旧址外是卖伪劣服装的，市博物馆好像久不见什么文物了，倒是很多成都人把那里当成打麻将的好地方，太阳灿烂的时候就会听到排山倒海的“搓起搓起”，我记得当年外公常带我去东大街处一个书摊，一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图，《基督山恩仇记》、《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茶花女》、《地道战》、《说唐》都有，我记得好多孩子都埋头在条凳上看书，样子呆若木鸡;现在那里全改成了高档娱乐场所，晚间有很多孩子在那里打电玩，或者HI大了冲街边吐，看上去标致而聪明。

外公死时我正在新疆，辗转知道他对我有一个要求，让我一定要回成都去，这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的地方。

他要活到现在，一定不会这么说的。

“瓦西里，冲啊，我来了”

外公没什么好结果，我的另一个老师也没什么好结果，小学五年级时我回到成都，班主任是个帅气的青年名叫辜正九，我认为我的白话文写作“生动”这一课是他启蒙的，他教我们成语时总会身体力行，比如“功亏一篑”，他就会把扁担和竹篓挑进教室，模仿挖土挑土的样子来证明这个成语的缘起，他还教过我们背现代诗，我听不懂，只记得他念的时候，眼睛亮亮的。

他个子高高，皮肤白晳，戴个斯文的眼镜。可后来他疯了，听说是因为学校分房时领导不想分给他，当开分房讨论会时把他支到校门口值勤，等他回来时房都分完了，而他正等房结婚。听人说，辜老师疯了的样子是，在路上狂奔，不断把帽子使劲往天空上扔，并大叫“瓦西里，冲啊，我来了”……

我对他很感恩。不知他的精神状态好了没有。是他第一个带我去图书馆学会借书，地点是科甲巷，他告诉我们当年石达开就是在这里慷慨就义的。

还有一些人对我有恩，我的表哥28岁就当了省长秘书，一直尝试让我做一个正派的读书人，借给我看很多书，他第一个告诉我什么叫三权分治，什么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说得热血沸腾。可是生活总那么神奇，很多年后，他早不读书了，成为捣腾文物的大佬，据说还和非洲人做乌木的古董生意。现在他的最爱，是打麻将斗地主，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成都无限的全民娱乐事业中去，那名言变成了“我不同意你和牌，但我用生命捍卫你和牌的权利”。

读书究竟有什么意义？

成都现在的读书人越来越少，能读到好书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这和全国形势是一样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就是好。不过我还是在玉林小区发现一家叫“大印象书房”的地方，装修得旧旧的，二层楼，规模不大但有最新的书和杂志，二楼上是书吧，可以喝茶，人不多，年龄都在35以上，一楼经常会出没一些80后甚至90后，来买郭敬明或韩寒的书，有一天不知怎么两派粉丝就吵起来，差点动手。

我发现三十年间书店最大的变化是，那时站着的人多，现在跳着的人多——因为那时的人没钱买书只能去书店蹭书看，还站在那儿偷偷拿笔记本抄书上的内容；现在明星签售的事情多，所以到处是举着莹光棒疯狂蹦跳着呼喊偶像名字的粉丝，虽然大多数分不清博尔赫斯还是赫尔博斯，也分不清岳飞和张飞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不过这没什么，生活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不需要知道岳飞和张飞，只需要知道王菲。

我在成都的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当初装修时我就把最大那间做成了书房，沿西那堵墙用木条做了足有五米长三米高的书架，脚下也全做成了书柜，一律不安玻璃门，因为一个师兄说真正的读书人是要一伸手直接可以取下书的。王小波的书被摆在最正点的地方，然后是海明威的，然后是海子顾城等人的诗集，然后是武侠，然后是一大堆禁书……不过大多我都没来得及看，这是半拉子读书人虚荣的通病，我觉得最好玩的事情是看近十年来报纸的合订本，你会觉得比聊斋还荒诞，比科幻小说还科幻。

很多年后，我有了一些钱，就在北京买了一套靠河的房，书房往远处看是一排非常现代化的建筑，比如潘石屹的SOHO，比如国贸，比如银泰，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但细了看，其实也有很多简陋脏乱的地方，面目狰狞的工地大坑，混乱十足的给民工发放盒饭的露天食堂，正如刘震云先生写的《我叫刘跃进》里的场景，电影就是在那里拍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大贫民窟。

我的书房下面的风景，是中国目前的缩影，是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粗暴嫁接。

不知为什么，这些，书里没有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