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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名门望族。他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朝开国后的第一位状元，康熙皇帝的老师，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傅斯年少年聪慧，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时的著名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他出洋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三年半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
在欧洲游学的六年半里，傅斯年没得一张文凭，却选修了实验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逻辑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也广泛涉猎。最后，他落脚到史学上，成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1926年10月，傅斯年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和史学系两系主任，之后创建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到广州不久，傅斯年就亲眼目睹了1927年12月中共领导的“广州暴动”。
那场暴动有多可怕？国军抗日名将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说，三天之内，共产党到处残酷烧杀，烧毁的街道估计三十多条，房屋万余栋，杀死无辜民众一万五千多人，伤者就更难以计数了。整个广州陷于恐怖之中。
张发奎说，“我亲眼看到遍地死尸。”尤其是在天字码头地区，尸体沿马路一直堵到龙眼洞，堆满死尸的手推车兜兜转转才能穿过街道，“我们收埋了两千多具尸体，其中有些死者是普通的广州市民”。
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曾披露，在暴动前，广州共产党就拟好了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都在其中，傅斯年也在名单上。还好有人通风报信，傅斯年逃到朋友家中，躲过一劫。
广州暴动，其实只是中共武力夺取全国政权，在一个城市的小规模预演，不过血腥程度已经震惊傅斯年了。
1932年6月，他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其中谈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
傅斯年仔细研究过中共的理论，看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过心理学的他总结出，中共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
一，中国人恨西方人；二，穷人恨富人；三，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五，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六，农村人恨城市人；七，子女恨父母；八，年青人恨长辈。
傅斯年认为，中共的“阶级斗争”就是把人的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了。回看历史，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有切肤之痛。
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当时，一些民主党派希望国共和谈，避免内战。1945年7月1日，作为无党派知名人士，傅斯年也被硬拉去了一趟延安。
傅斯年跟毛泽东早就认识的。当年毛泽东当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时，傅斯年正在北大读书，是著名的学生领袖，常到图书馆看书。所以在延安，毛泽东特地邀请傅斯年谈了一个晚上。
从延安回重庆后，同行的其他人都对中共印象很好，只有傅斯年——就像胡适评价的，他很有学问、有理智，心思又细密——所以头脑很清醒，和别人的感受截然不同。
据《怀念傅斯年》一书，傅后来对老友毛子水说，“他对共产党彻底失望”。他和老同学罗家伦也谈过几次，“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
在和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傅斯年发现毛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的趣味小说，都看得非常熟。他认为，毛泽东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然后去利用民众的心理弱点。他对毛子水说：“毛泽东仅仅是个争权夺利、假仁假义的宋江之徒，绝不配谈社会改革。”
罗家伦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在延安时，毛泽东踌躇满志地领着傅斯年走过大礼堂，礼堂里挂满了“密密层层的锦旗”，都是各地献给毛的。
结果大家猜傅斯年什么反应？他可是有名的“傅大炮”，非常耿直敢言，炮轰过当时中国的两位“皇亲国戚”——行政院长宋子文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把两人轰下了台。
看到锦旗时，傅斯年忍不住了，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泽东会听不出其中的嘲讽意味吗，不过，他当面没说什么。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国共和谈中助他一臂之力。但傅斯年对和谈根本不抱希望。
他回信说：“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此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的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 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 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 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傅斯年继续写道：“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
现在看来，傅斯年信中说的，中共好战，绝不考虑人民，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必走苏俄路线，打压有思想的读书人等，都已经被历史验证了。
1949年1月，傅斯年迁往台北，并接任台湾大学校长。据台大教授、教育家陈雪屏回忆，傅斯年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他还曾不止一次地喊出，“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他的去世，让胡适等学者悲痛不已。临终之前，傅斯年写过四篇反共抗俄的文章，分别是：《自由与平等》《苏联究竟是什么国家？》《我们为什么要反共？》及《共产党的吸引力》。
在《自由与平等》中，他指出，“马克斯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
“再说，在共产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
傅斯年还说：“举凡共产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尽了。总而言之，共产党本是近代文明中变态心理的产物，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
因此，为了中国和世界的文明传统，保持人类的自尊，以及令人类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
苏联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东欧50年代的大清洗，中共60年代的“文革”大劫难，以及时至今日中共无所不用其极的高压与欺骗，都充分证明了傅斯年的远见卓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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