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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生活的热情。一位叫“刘永谋”的大学老师在其公众号中说，现在的大学生一个个呆若木鸡，课堂上鸦雀无声、无精打采、暮气沉沉。他写道：“大学生的沉默，震耳欲聋，诉说着某种时代的精神状况。”

果真是“某种时代的精神状况”，而非中国人历来如此么？我认为，很可能中国人历来如此，不是现在才这样的。这似乎有迹可查，例如孔子说过：“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儒学成了一种“心学”，想让中国人的“心”复活过来。

遗憾的是，中国文化只是一种“内在超越”，顶多只能像王阳明那样，在竹林中面对着竹子发呆。一心“格物”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格”到。“心”外的世界五彩缤纷，内心却一片死寂，表现在脸上，就是呆若木鸡。可见儒学只是将人心“格”了：定格。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1744-1803)认为，孔子发明了一副政治道德说教枷锁：

“它不仅仅套在了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他怀着最美好的愿望，通过他的政治道德说教把这副枷锁永远地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呆板机械，永远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使得专制帝国中产生不出第二个孔子。”

问题是：为什么儒家如此“强大”，以致整个中国文化都受制于它呢？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需要我们深入考察激情，以及激情为何如此重要。

谢林（F. W. J. Schelling,1775-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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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此文有关政治哲学的中西比较。

一般中国人学哲学，往往急功近利，以为哲学就是若干原理，就像数学那样，只要掌握了这些原理，就懂了如何运用哲学。实际上不是的，哲学作为学术，的确属于研究结构和专业人士，但作为哲学本身，它却是属于每个人的。

人性的复杂，使得哲学在根本上只能属于“我”自己。正如休谟（1711-1776）所说：“任何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些关系，无论学科看似与人性相隔多远，它们最终都会以某种途径再次回归到人性中。”因此，这种个人化的哲学，是生产性的，能否孵出“哲学蛋”，则取决于每个人的激情。

在人性中，激情是最重要的。中国人由于很早就丧失了激情，所以，人性不彰，几千年出不了几个杰出人物。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西方文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思想大家都是灿若繁星。因为后者是激情四射的文化，每个人都不想浪费其唯一的、一次的生命。

因此，西方文化必然是充满张力的，一种内外都紧张的格局。无数星星各自闪光，而不必坍缩为黑洞，这就需要追求某种特定的秩序。所以在政治上，西方发展出了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能够调谐一致的模式。而中国人尽管搭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框架，但其文化心理却仍然留置在前现代。

中国人如何走出这一困境，需要从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上，挖掘出真问题所在。线索似乎很多。但在我看来，激情是最重要的。没有激情的生命，就是死寂的。只有激情，才能激活个体生命，从而构建合适本民族的公共秩序。因此，这是一个不可能在理论上阐释清楚的大问题。因为，解释世界是一回事，改造世界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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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是鼓励激情，同时又驯服激情的文化。因此，西方政治远比传统中国政治复杂。前者必然走向法治，而且不断更新；后者则因为儒学之故，必然是人治的，而且停滞不前。

西方哲学为什么总是讨论上帝、神性、理性、意志、人性这类东西？因为他们都跟激情有关。激情让生命充满冲动、欲望、不安等等爱恨情仇，以及探索宇宙自然的渴求。激情也导致了人类自身的相互冲突。因此，追问激情何来何去，也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霍布斯（1588-1679）是第一个将激情与国家建立挂钩的思想家。他假设人在“自然状态”下，人和人之间就像狼一样。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将动物特有的两种运动分为：生命运动、自觉运动。生命运动是指吃喝拉撒睡之类的“刚需”“内需”。

自觉运动，则是外在需求，是对外部世界的意向所引起的。霍布斯将“自觉运动的内在开端”，称为“激情”。激情，属于人类的天性，其中有三种是造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忌，第三是荣誉。”

西方哲学为什么总是追问事物的开端？因为，正如海德格尔（1889-1976）所说，“开端”已经把未来的可能性都包含在自身之中了。中国人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开弓”就决定了今后，但“覆水难收”，结局是改变不了了。因此，一个人的决断，对于每件事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

“开端”自己没办法自己停下来，这就像生命本身，总是一刻不停地向前流逝。谢林在《世界时代》中写道：“开端不能知道自身。那一行为一旦发生了，它就永恒地发生了。以某种方式将要真正开始的决断，不必被带回到意识；它不必被唤回，因为这将等于被带回。如果在做决定时，某人坚持重新检验其选择的权利，他就绝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