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李鹏和赵紫阳都将邓小平推向前台，为何邓能容忍李却不能容忍赵？对于赵紫阳对戈氏说的那番话，邓家人和李鹏的看法是一致的。邓家认为赵在学生运动紧锣密鼓之际抛出邓小平，是为了嫁祸邓，出卖邓伺机取而代之。李鹏认为，赵紫阳在关键时候，把邓小平推到了前台，暴露了中共由邓小平垂帘听政拍板定案的决策实质，因此是出卖了邓小平。

其实要说出卖，李鹏早就出卖了邓。4月25日，邓小平在听了李鹏等人的汇报后，立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本来这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即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并立刻将其写成4.26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李鹏把邓小平推上前台让邓很不满。5月17日，在邓家开常委会决定是否戒严，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改革历程》，p34）。

那么，为何邓对李轻描淡写，对赵则穷追猛打？我想，原因有这样几个：1）赵是邓下定决心要拿下的目标，而李则是他要重用的人；2）赵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李鹏则对邓愚忠；3）无论李鹏怎样无德无能，都是自己人，而赵则不是。《李鹏六四日记》指责赵紫阳出卖了邓小平。而赵紫阳生前留下录音讲话说，是李鹏出卖了邓小平。赵自辩是为了维护邓，但邓不买这个账。

从“摊牌论”演变到“放弃责任论”

本篇第二个要讨论的问题是：改革派学者对赵紫阳会见戈氏那番话的认知，从“摊牌”论到放弃责任论是如何演变的？戴晴在她的《邓小平在1989》中说，赵对戈说的那番话“一丁点错误都没有”！显然戴晴并不认为，赵的“小平同志地位不变”之说是向邓摊牌。但是，另一些改革派学者当时认为是摊牌，后来在获得一些新的信息并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思考后发现，赵对戈的那番话，可能并非是向邓小平摊牌。

譬如，严家琪先生现在认为，赵怕邓，放弃了自己应付的责任。陈小雅说，赵紫阳只考虑道德伦理，不考虑责任伦理，就是为了自己的身后名。阎淮在接受明镜电视何频的采访时，也提到赵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问题。鲍彤曾经对吴伟说：紫阳作为一个从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当总理、当总书记是游刃有余的。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个弱点，就是缺乏主动进攻精神，缺乏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大刀阔斧、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大胆争取的精神。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对一个政治家说来，在关键时刻可能是致命的。（吴伟，2014年12月22日）

赵的智囊团认为赵要和邓摊牌，于是出台了5.17宣言和5.19六点声明。广场的学生5月17日风向骤变，矛头全都指向邓小平。鲍彤、高伐林和陈小雅提供的资料显示，造成学生反邓浪潮陡生，和陈小鲁的一段话密切有关。陈小鲁对鲍彤说，鲍彤被判刑后，他去找过杨尚昆，问杨尚昆：“鲍彤又不是坏人，为什么判他的刑？”杨尚昆说：“怎么不是坏人？要赵和邓拉开距离还不坏？”陈小鲁说：“那句话是我说的。”陈小鲁的确在5月初的一次会议中说过，现在邓在学生中的形像很坏，赵紫阳最好和邓拉开距离；不然，学生会对紫阳不满。

赵的智囊人物要赵和邓拉开距离于是就成了“摊牌”论的根据。之后，至少有三个因素导致“摊牌”论向“放弃责任”论演变：1）赵紫阳自辩；2）鲍彤承认自己在赵紫阳的5.16讲稿中塞进了“邓小平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一句话和3）赵性格上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