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备受瞩目、地位崇高的诺贝尔奖揭晓时，得奖者大概都会获得“实至名归”的恭维，除了名声一夕暴涨外，还有丰厚奖金可拿，真可谓“名利双收”，风光至极。在羡慕、恭贺声中，大家不知有没有“为何会有诺贝尔奖”的疑问。

这个问题的“官式”答案相信可以找到，姑且不去查询，个人在此提出一项解释，供读者们玩味。我们应当都知道，诺贝尔奖是发明“火药”的诺贝尔拨款成立的，款项原始来源是火药的盈余。为何诺贝尔会如此大方、慷慨呢？可能是基于激发科学的进步，以造福全球人民，但也可能出自诺贝尔本人的私心，为了弥补个人内心的“愧疚”，设奖来赎罪。怎么说呢？

话必须从诺贝尔家族谈起，在石油大王行列里，诺贝尔兄弟曾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而诺贝尔所发明的“火药”，在一般人的想法里，不管有意或者是无意，对于开采石油都有很大助益。但火药的发明却提供了人类更有威力的杀人武器，于是死于威力强大武器下的人数激增许多，在“我不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的内疚下，诺贝尔就将自己的盈利拨出，设立了造福后世的“诺贝尔奖”。

这样子的推测是颇具说服力的，不过，据《石油世纪》（The Prize）这本书里的说法，却是因为一八八八年时，石油大王路德威‧诺贝尔心脏病发去世，有些欧洲报纸将诺贝尔兄弟搞混了，以为此君是发明火药的那位阿弗列‧诺贝尔。由于发布讣闻，盖棺论定的评论称阿弗列为“火药大王”，并论定他是凭发现新的杀人法而致富的“死亡贩子”。阿弗列确实因此而感惭愧，省思的结果乃修改遗嘱，设立了诺贝尔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心”的好事却可能演成巨祸，火药若用于增进人类福祉当然有伟大的贡献，但用为杀人武器却酿成巨灾，发明者虽无心，甚至是善意，却可能将人推向地狱。在经济学里，与诺贝尔发明火药的后果异曲同工的显例，至少有三则。

其一，公认为经济学的始祖亚当·史密斯那本最有名而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原本是在探索财富的起源，而财富是要造福全人类，但因有“nation”一字，就被误导为只为“某一国”追求财富，于是助长“以邻为壑”的“国家主义”之兴盛，有的学者甚至将几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将此书的盛行列为因素之一。在台湾，该书通译为“国富论”更是一个明显误解的例子，而“保护主义”的猖獗及自由化开放脚步的蹒跚，与之也有关联，如果以严复的“原富”之译名就很贴切，也不会产生误导了。

其二，有“总体经济学之父”称呼的凯因斯在其巨著《一般理论》中强调“创造有效需求理论”，赋与政府干预经济体系的理论基础，终而使“停滞膨胀”的噩梦到如今挥之不去。当时，海耶克曾郑重提醒凯因斯会有此种危险，据说凯因斯也曾想挺身而出呼吁放弃他所提出的主张，但三个月后他就离开尘世。不过，假若凯因斯能多活几年，也带头呼吁，有效需求理论、政府干预经济就会停止吗？恐怕不可能，因为这套理论提供了当政者扩张“权力”的逻辑基础，也是经济学者很有用的晋身阶，“理性自利”的人怎舍得放弃呢？凯因斯当初创造该理论应也是旨在造福人类，怎知会有反效果？

其三，素有“国民所得之父”称呼的顾志耐（S. Kuznets）为了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乃发明“国民所得会计帐”。原本单纯的藉以了解一国经济的内涵，那知由国民所得所引发的各国“竞逐”经济成长率高低，强调“本国”的经济实力，导致与亚当·史密斯的《原富》一书相同后果，这也是完全出乎顾志耐的意料之外吧？

以上四则故事都指出，一件单纯的发明，在发明者善意的行为下，却有意想不到的反效果，这当然不是发明者的错，也不能因此否定创造、发明，症结是在为何有人故意“误用”。这应是“人心沈沦”、“道德败坏”的鲜活写照，唯有“人心回升”才是正解。

—原载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