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对这次会议抱有不少期望。BBC在6月27日刊登了长篇分析文章，《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前瞻：推迟原因、核心议题与深层背景》，7月9日彭博社刊登文章，《中国三中全会对全球投资者如此重要》。国内很多专家学者也寄望于这次三中全会，希望中共高层能制定出扭转中国经济颓势的政策。

所有这些预期，都建立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高度评价之上，但十一届三中全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很多论者其实都搞错了，以致于如今以讹传讹，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神话，套到了二十届三中全会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失控产生机遇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生前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而这种说法不过是一个官方编造的神话，并非事实，此次会议的真相一直被掩盖和扭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完全没有改革开放之类的字眼，实际上，它是一次失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产物，在经济方面继承和坚持了毛泽东路线。

提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是邓小平，他起初提出的会议议程和中心议题，都是为了配合华国锋、李先念的毛氏经济路线。按照邓小平的提议，这次会议原定讨论三个问题：一、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完善（当时民间的包产到户基层试验还未发生）；二、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商量从日本引进宝钢所需的设备、实现钢产量大增长，以及增加出口，争取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三、讨论计划经济的安排和执行。

这三个议题没一个与改革开放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先召开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作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出国访问东南亚三国，不在国内。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向中央工作会议提供了多项文件，涉及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案、陶铸案、康生诬陷案、文革期间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以及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反省等。这些文件引起了参会者的热烈反响，他们纷纷质疑和批评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政治错误，矛头直指高层以华国锋为首的“文革拥护派”。

由于其他参会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七嘴八舌地插话，出现了一股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路线的高层政治氛围，但这样的氛围并非会议主持者的初衷。邓小平从东南亚访问回京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里气氛大变，这样的气氛有利于他进一步抓权。于是邓小平见风转向，安排思想开明的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起草了一份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宣讲，夺取了高层政治的主导权。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站位在“文革拥护派”和“文革反对派”的中间，并没有任何改革开放的想法。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然也就没有经济改革的内容，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是，“不准包产到户”，因此是反对经济改革的。三中全会真正的结果是，属于“文革拥护派”的华国锋、汪东兴失势，叶剑英、李先念保住了位置，邓小平、陈云得胜，而最大的赢家是邓小平，他从原来的高层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

客观地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失控，改变了三中全会的原定方向，而邓小平是被失控的中央工作会议推着走的；邓小平既然没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当然也谈不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究竟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什么机遇呢？这个机遇便是，邓小平掌握实际最高权力之后，重用了推进经济改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了生机。

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的社会氛围

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结果是，上层权力斗争改变了原来的政治平衡，该会议的决定又对农村经济改革持反对态度，那当下旧为今用地重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底该谈些什么呢？事实上，今天来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二十届三中全会有什么启示，实事求是地讲，应该对比的是，当年的社会政治氛围与今天有何不同，以及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可能再度发生失控局面。不过，这两点，恰恰是习*近*平最讨厌听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氛围，主要反映的是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不满，但会场内的批评声音尚未广泛地传到民间，因此，北京以外的各省市并不知道京西宾馆的会场里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政治高压继续存在，比如，三中全会的前一年，中央指示各地在“五一”前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上海市革委会就把华东师范大学的所谓“反动学生”王申酉列名其中。这种杀害“思想犯”的政策，比今天的政治高压显然更严厉。但另一方面，当时民间顺应高层批评文革的各种言论，则有一定的空间，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就是在三中全会前夕出现的，而且延续到了一年以后。

今天中共对民间的政治高压，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更强，通过社会监控系统对民间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管控得非常严厉。这种情况下，民间的社会不满无法表达出来，但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对自己的未来却非常焦虑，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所没有的社会现象。

上海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哔哩哔哩网站的公共政策研究院和上海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的一个大数据混合式分析，披露了这一点。这些机构在青年网民聚集的新浪微博平台和哔哩哔哩平台上，抽取了5千多不同区域、年龄层和教育层级的活跃的青年网民作样本，分析他们2009年以后发布的所有网文；同时检视了哔哩哔哩平台上的近亿条视频，写出了《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这些机构的《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基本上每年撰写一次，2021年的报告是首度公开，2022年的报告再度公开，2023年的报告则因数据非常负面，就不再对公众公开了。根据这两个已公开的报告，从2021年到2022年，中国的青年网民对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问题显示出相当大的焦虑，2021年有焦虑感的占49.4%；一年后这个比率上升到了77.1%，比上一年上升了27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速度，现在这个比率可能已经上升到95%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