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焦虑感对应的是，2021年约27%的青年网民认为，面对恶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自己再努力也没用；而到了2022年，认为努力也没用的“躺平主义者”已上升到44%，上升了17个百分点。可以假设，到了现在，“躺平主义者”可能已经占到三分之二了。

三、路为何越走越窄？

对中国的绝大部分民众来说，他们只不过是政策的承受者，却多半不了解政策本身是否存在问题。然而，当绝大多数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中思想比较活跃的人，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表现出持续的焦虑时，这就说明，毫无疑问，中共的政策、路线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大量经济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当中的一些政策错了，就有必要展开决策圈的讨论，哪些政策错了，错在哪里，应不应该纠正或改变，试图继续坚持现有政策的掌权者是否应当被质疑，这是今后中国的方向能否有所调整的关键。但是，照猫画虎地开一个历史上有过的三中全会，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键词并非“三中全会”。只要上层出现希望改变基本政策方向的部分共识，又存在着重新检讨政策的政治空间，那么，中共的任何一次全会，都可以产生如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的结果。反过来，只要中共上层不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种少见的政治氛围，中共再开十次“三中全会”，也无法扭转它的政策方向。

那么，什么条件下才会出现中共决策圈里重新检讨政策的政治空间呢？这个问题可以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上层政治格局，从中便能找出答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制度因为他的死亡而失去了生命力，继任的华国锋政治地位不稳固，这种情况下，他需要高层多个掌握实权、又能应对国际、国内难题的高官来撑腰、配合。这就形成了毛式个人独裁之后的集体领导统治模式。

只有当独裁的共产党领导模式进入集体领导模式时，上述的重大政策重新检讨才可能发生。然而，共产党内集体领导统治模式的发生，不在于党章、宪法上怎么写，而在于现实高层政治平衡中，是否存在这样的需要。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的集体领导模式被证明，它并不会长期存在；因此也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之所以当时的最高层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发生失控，其根本原因就是毛式高层独裁的领导模式失灵了。

今天还可能再次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的上层政治氛围吗？换言之，今天还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政治空间吗？这可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果当中找到答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成了掌实权的第一人，共产党内短暂的集体领导统治模式，被邓小平和陈云的“双寡头”统治所替代。整个八十年代，中共的领导体制是邓、陈“双寡头”之下的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模式，然而，那种集体领导是假的，因为政治局常委上头的“双寡头”可以随时更换集体领导团队的“班长”，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就是这样下台的。

“双寡头体制”并非和谐架构，邓小平和陈云之间不断发生斗争。由于邓小平掌控军权，陈云不能直接与邓小平对抗、硬干，但可以“阴干”，即利用邓小平的错误，置邓小平于不利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谋划撤换江泽民，是邓小平玩的最后一次的高层独裁游戏。

邓小平死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和习*近*平玩的都是独裁统治，胡锦涛则因为个人威望和地位不是斗出来的，而是前人钦点的，因此他在高层的领导模式出现了集体领导、常委分权的样态。但是，那种集体领导样态，并非中共上层想要重新检讨政策方向的结果，而是胡锦涛地位偏弱的产物。若以为胡锦涛的集体领导模式能够延续下去，习*近*平会继续胡锦涛模式、抵拒个人独裁的领导模式，那种臆想其实毫无根据。习*近*平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对中共体制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必然；而这条道路的结果，就是今天乃至今后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的根本原因。

四、焦虑要怪“黑天鹅”？

中国青年人当中在互联网上最活跃的人，文化程度不差，现在他们的绝大多数对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充满了焦虑；其中多过一半的人觉得，反正自己的前途已经完了，努力去学习也没什么用，只好“躺平”了。“躺平主义者”虽然表面上对社会稳定似乎“无害”，但其中少数人或许会采取针对社会治安的极端行动，这样的现象已经开始发生了。

中国人普遍的焦虑，是担心经济泡沫破裂吗？其实，他们很多人只是直观地觉得，情势不妙，特别是，他们看到房价不断下滑、薪资不断减少、就业越来越难、股市半死不活、个人的生活越来越紧。

最近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一个“2024年悲惨排行榜”，将悲惨度分为九等。失业找不到工作，但本人还有存款，或父母给资助，属于悲惨程度最轻的，列为第一等；第二等是，失业+没存款；第三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还贷压力；第四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养小孩；第五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养孩子+欠债；第六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养孩子+欠债+有人催还款；第七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养孩子+欠债+催还款+患病医疗开支大；第八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养孩子+欠债+催还款+疾病+父母生病；第九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款+养孩子+欠债+催还款+疾病+父母生病+房子被法拍。

这九等所涉及的家庭，其实大致属于中产家庭，原来并非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其中第三、第四、第五种情况的家庭，现在已不在少数，今后会越来越多。一旦失业，年龄又超过35岁，在中国就很难再找到工作，那后面几等的悲惨程度，就历历在目了。

这些年国际上和中国流行用“黑天鹅”来描绘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冲击。“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Incidents）”是指难以预测的不寻常事件，会引起市场连锁的负面反应。但媒体上报道“黑天鹅事件”时，有时是把可以预测、必然会发生的事件，也混在里面，这就造成了观众或读者的迷惑。

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中国经济而言，房价崩盘可以算是“一只黑天鹅”，疫情也是“一只黑天鹅”。不过，中国的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养老金危机、失业高潮等等，都不是“难以预测的不寻常事件”，所以不算是“黑天鹅事件”；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当然也不是“黑天鹅事件”。那中国的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养老金危机、失业高潮、中共点燃中美冷战等，既然不属于“黑天鹅事件”，那是什么？这些就是中共当局的决策和政策错误之不可避免的后果。

所以，中国当下社会全面焦虑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惯常的独裁领导模式，导致政策很容易发生错误，而独裁者又拒绝认错，于是所有的社会经济问题，都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真正解决。也因此，中国人的焦虑将必然长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