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当时民运群体内部也存在分歧。王军涛说，"89年六四事件后，有很多人为了说明自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残忍无道，就都想跟所谓的'两乱分子'作切割，也就是共产党说的参与暴乱和动乱的人。"他强调，这种心理使得那批参加抗暴而受到迫害的市民的遭遇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目前担任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的周锋锁告诉记者，"中国人权"从90年代开始就在收集中国良心犯的信息；对于八九这一批人，李海提供的名单就是他们重要的信息来源，但他们也并没有对这批人的全面性统计，"大部分地区不可能去作一个系统的调查，比如说这个省、这个市、这个县究竟有多少人受到影响？"

周锋锁对此有个估算，"我想整体上这个受政治迫害的群体十万人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年常驻纽约的周锋锁每年都能遇到一些属于这个群体的人，"前两天在温哥华碰到一个朋友，当时（89年）是一个中专教师，当时被剥夺城市户口，发回原籍。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对这些人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有人熬出来了，也有熬不出来的，一直生活在困苦当中。"

职业就是受迫害

李海2004年从狱中被释放后，就一直处于无业的状态，他有些戏谑地说，他的职业就是受迫害，"就是不断地躲避警察的上门骚扰，有一年他们就上门16次，一会儿走一会儿留，就是你不可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有一年他们在门前一看就是半年多。"同时，李海还随时可能被警察绑架，甚至都不需要缘由。

李海无法找到正常的工作，所以在很多年中，他都是靠朋友的帮助勉强度日，"非常随机的，总是有一些朋友帮一些，大家知道了，就凑点钱给我，正好够我维持生活的，就是这种来自不确定来源的帮助。"

虽然这点有限的帮助在李海看来应付生活已经足够了，但他坦言，总体上大家对这个群体的人帮助还是很少，"06、07年的时候，大家呼吁帮助某个特别困难的朋友，凑到最后也才两三千，还为此吵得一塌糊涂。"

记者从了解八九一代遭遇的人士中，听到的大多数是生活窘迫的各种案例。现居纽约的原1989年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吕京花对记者提到了今年初在贫病中过世的齐志勇、生活困苦但从不要外界援助的董盛坤；周锋锁则提及了去年在病榻上死于火灾的何家维，"外界根本不知道的，服了重刑、终身生活在困苦中的这些人非常多。"

从2007年开始，周锋锁和几位朋友通过其创立的非盈利组织"人道中国"为这些在国内的八九难友持续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我们每年都会资助这种因为89受迫害的人，其中不少人已经离世。"他强调这些资助都是小额的，"就看是否是紧急需要，一般至少五千人民币，需要更多的可以再多一点。"他算了一笔账："人道中国"为资助这个群体每年要支出约四万美元，覆盖的人员范围约三十位左右。

周锋锁也提到，比"人道中国"更早的，八九受迫害者孙立勇2005年在澳大利亚创办"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常年为国内的这个群体提供经济援助。身在纽约的吕京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为她认识的受难人士提供资助。但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民间资助对于这个群体的庞大人数来说，显得是杯水车薪。

长期在底层生活，也给这个受迫害群体中的很多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损害。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都提到，这个群体中的不少人患有抑郁症或有其他行为上的问题。

也有部分因为89年受到清算，但此后远离政治的受难者又"成功"融入了中国社会。六四后曾被关入秦城监狱的当时清华大学的大四学生李恒青已身处美国多年，他告诉记者，"现在我还保持联络的这些人中，有些做企业做得很成功，比较活跃，要么就是在清华留校做教授的。"但他也承认，这些人在八九受难群体中仍然属于少数。

被迫去国

一方面政治迫害无休无止，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生活日益逼仄，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想到了离开中国。

工人刘济潍1989年因为在山东潍坊参与民运，在街上书写民主标语，被当地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实际坐牢六年。但从1995年出狱，到2017年离开中国，刘济潍说自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在中国这二十多年，我就觉得像是待宰的羔羊，被捆在台子上，那刀子随时可能落下来，而你又无能为力。"

这二十多年，刘济潍主要忙着生计，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但他发现自己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刘济潍是不能去北京的，一旦被发现去北京，他就会被当地警方强行带回潍坊。尤其是在中国政府建立其覆盖全国的数字监控体系后，刘济潍更是觉得自己毫无自由，"你无时无刻不在他的掌控中。"

刘济潍（左，约1994年）在山东第三监狱中。（刘济潍提供）

邬萍晖比刘济潍早一年来美国。他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非走不可了，"再不走我就觉得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事件，正因为如此，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惴惴不安，从深圳机场转北京机场，直到飞机在旧金山落地，我才有一种彻底自由、彻底释放、彻底放飞的感觉。"

邬萍晖1989年时读大四，因为在运动中书写反对邓小平的标语，以"诽谤罪"被判一年半有期徒刑。出狱后，邬萍晖与民主人士圈长期保持着联系，并参与到他们的一些行动中。2010年代，邬萍晖参与广州的新公民运动，这给他带来了危险，"我出国之前一年多的时间，经常聚会的人中就有好几个人被抓。"邬萍晖庆幸地说，幸亏他在2016年离开了中国，不然也已经再次沦为阶下囚。

心跳继续停留在那个时代

像邬萍晖这样在六四后，继续冒着巨大风险，在国内从事与推动民主相关活动的八九受难者只是凤毛麟角。不少人转换了思路，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和个人的作用。

邬萍晖在2016年。（邬萍晖提供）

朱利全在1989年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曾短暂担任过南京高自联主席，六四事件后，他同样遭到关押。出狱后，朱利全回到学校完成了学业。但由于他绝不承认自己在民运中有错，朱利全此后的人生发展处处受压。朱利全告诉记者，"你心怀天下，但天下不关心你，这个政党也不可能给你施展才华的机会了。"

出于对中国政局和生活的失望，朱利全于2010年移民加拿大。朱利全说多年来，他仍然以"火热的心"关注着中国，"我偶尔会给朋友讲，我们的心还很年轻，还停留在1989年那个时代跳动。"

朱利全（右）与郭罗基2012年在美国奥马哈。（朱利全提供）

但朱利全说他是谨慎的，如何推动中国的变化仍然取决于人民的态度，"时代和命运需要你站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出来；但不需要你站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站出来，但我认为你站出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没有必要站出来。"他暗示，中国当下还没有足够多的人表现出要改变命运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