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秦政——中国历代王朝如何形塑环境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
──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九七三）
秦朝灭亡于公元前二○七年，但其中央集权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却代代相传至今，有助于东亚各地社会各自驯化地景。随后二十二个世纪之间，许多王朝和各个不同族群都统治过中国，但他们全都和秦一样，决心牺牲自然生态系，拓展可供征税的农业。东亚各地的国家都借资于秦汉帝国的政治传统，将其控制地域的生态同质化，他们也致力于将人口同质化，情愿自己的臣民都是农民和牧民，能产出可靠的税收，并认同国家所倡导的价值。统治菁英往往自诩为忠于孔孟儒家的高尚思想，但正如开头引述的毛泽东诗句所示，他们运用的行政管理方法其实源自恶名昭彰的秦朝。我将在这一章简短回顾国家和帝国最初在中国建立的过程，接着探讨秦的后继者们转化环境的不同方式。
政治组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人们借由驯化动植物，而得以建立自己的生态系，这些生态系所能产出的食物和资源远远多过采集，让人类得以更密集地定居。随着农业体系进步，每一户农家所能产出的盈余也增加，愈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组织也就有可能成长。随着国家成长，行政管理方法改良，政治菁英对土地和劳力的用途也就得以掌控更多。由于农业国家几乎完全仰赖农产和劳力的盈余，他们根本上就有兴趣把自然生态系替换为农业生态系。
农业随着小米、稻米、狗和猪的逐渐驯化，而在至少八千年前兴起于东亚。数千年后，驯化的羊、牛、马从中亚传入，让人们得以利用草地和干燥之地，而在更北方，这些驯化动物则使得以游牧为基础的流动生活方式得以实现，游牧将内亚牧民转变为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军力，他们从此强盛两千年之久。同时，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定居农民，则将种类繁多的果树、蔬菜和纺织用植物驯化，并持续努力改进作物和动物的生产力与韧性。如同农民用了数千年饲育出易于管理的动植物，国家架构也是逐渐演进，行政管理和意识型态体系逐步发展到大多数人民认可由少数人支配、并将盈余生产和劳力提供给少数人的地步。在这两种情况下，受到驯化的相关物种得以大幅扩张。
这并非是一条简单的轨迹。新石器时代人民有许多维生选项，可以依照野生食物容易取得与否和收成状态而更换，但数千年来，愈益依赖驯化动植物的趋势却显而易见。另一趋势则是社会更形复杂，最著名者当属公元前三千纪至二千纪，城市和国家在黄河流域中游的发展。这些青铜时代国家可能有部分是由于马匹、双轮战车和青铜武器传入而得以建立，菁英因为它们而对平民取得了新的优势。兴盛于公元前一五○○年左右的二里岗国家，比起东亚历史先前出现过的任何政体都强大得多，其势力向四面八方都延伸了数百公里。随后的商朝是第一个留下文字证据的国家，它从遍及黄河流域大片地区的盟邦或被其征服的邦国取得资源。公元前一○四六年，周人的联盟征服商朝，并采用商朝的许多技术，例如书写文字，周朝将宗亲和盟友分封于黄河流域中下游，构成一片驻军城邑网络，他们维持和平将近三百年，大大促进了农业社会的扩展。
公元前七七一年，周王室被外敌击败，逃往东方的洛阳，弱化的周王室在该地又撑持了五个世纪。周王的衰落产生了权力真空，数十个邦国争夺臣民和领土，大国逐渐吞并小国，一套稳定的国际体系最终连同既定外交礼仪而发展出来，随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愈来愈多，国家不得不发展出行政机制加以掌控。来自敌国的威胁逼使他们找出向臣民榨取岁入和劳力的新方法，藉以支持愈来愈庞大的战争机器，他们不仅向普通农民榨取更多，也接管了先前一直都是共有资源的森林和湿地。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中央政府发展出的官僚部门，复杂得足以管理千百万人民定居的广大领土，这些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让他们管理各自疆域内生态系的能力，比起早先的国家所能做到的还要集约得多。
秦国是所有这些国家之中获得最后胜利的一国。秦国从早期就被说成是军力见长、公室强盛的国家，该国在最初数百年间难得在周代国家的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转而专心巩固自身对关中盆地及其邻近区域的控制。但在公元前四世纪，接连几位积极进取的国君统治下，秦国将都城东迁，迎接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挑战，并实行变法强化国力。这些激进变法以商鞅所实行者最为著名，其目的在于以农业和战争取代贵族门第，成为社会经济出人头地的两条主要途径。秦国政府达成这项目标的方式是，建立一套军功爵制，依照爵位高低将大小相称的土地赐给男性。这就需要重组农业地景，以利重新分配土地，商鞅也运用法律和规范将治理标准化。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秦国国力臻于鼎盛之时，其控制土地和人民的程度，就古代国家而言已是不同凡响，该国征收大量谷物税，用以供养大批无偿劳工和刑徒，令其为国家建造及维护基础设施。秦将许多盈余挥霍在重大工程和征服战争，但其他许多盈余则用来扩展运输和农业基础设施，该国建立了道路和桥梁网，促使殖民者移入征服地，资源则从征服地流出；也改造水系，藉以拓展和增进农业，引水灌溉干燥地区的作物，并将水排出容易泛滥的地区。但秦朝扩张过度，终于被人民武装起义推翻。
秦虽然灭亡，但公元前二○二年建立的汉朝，却迅速重建了秦的体制，往后四个世纪之中，汉朝重新征服了秦朝曾经掌控过的领土，巩固对领土的控制，进而征服更多领土。相对于秦的统制经济是尽其所能从战略要地构成的网络中榨取，汉朝则将税率固定在低水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实际上缴税更少，而是中央政府把更多盈余留给地方菁英取用，给了他们强烈诱因支持帝国体制。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这种结盟，放弃了秦体制的某些中央控制，却也让体制在政治上更能持久。秦朝式的统制经济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卷土重来，最近一次是毛泽东统治时期，但汉朝的中央政府减少征税模式是对秦朝模式的改进，帝国体制因此得以维持两千年。秦的中央集权官僚制模式不仅由中国内部的后继国家沿用，也影响了东亚和内亚的多数邻国，这套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对于我们称做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实体得以建立至关重要，因此“China”（中国）一词源自于“秦”，可谓恰如其分。
重点在于，不可过分强调中国历代帝国的权力，如同多数农业国家，他们在地方层级往往十分弱小，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极微，地方官员大多时候都几乎不去改造其治理范围的环境。但长远来看，中国历代帝国对于维系和扩展农业生态系以支持自身却发挥了重大作用，每个帝国在广大范围内都维持和平数百年之久，让人口得以倍增。他们征服邻近地域，并鼓励人民移入，也协助兴建与维护治水基础设施，更支持国家能够征税的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中国历代帝国与世界史上其他帝国的不同之处，与其说是国力，不如说在于延续性，他们的治理技法代代相承两千多年，让君主得以在前朝灭亡后反复重建类似的行政体制。中国历代帝国能够发挥关键作用，重组次大陆的生态，原因正在于其再生能力和顺应环境变迁能力。
和平是中国历代帝国对环境破坏最剧烈的成就。我们往往以为战争的破坏非同小可，但人们一旦停止厮杀，他们就经常集中心力进攻非人类的世界。正如本书所示，军事争斗发挥了重要作用，逼使国家各自改进行政管理机制。但战争结束、帝国建立之时，帝国在广大范围内维持和平数百年之久，人口因此得以倍增，开辟出更多农地。较小的政治单位对领土的利用往往比大帝国更为集约，例如战国时代诸国的规模，但帝国开辟出广大范围供农民经营，且往往为了征税的诱因而鼓励农民开垦。随着核心农业区的良田日渐稀少，人们转而开垦边陲山区或积水之地，其他人则为了寻找土地，而迁入远离家乡的征服地。和平更助长人民非法拓殖土地，即使正是国家强力维持的和平，让人民得以擅自开垦而安全无虞；和平也促进贸易，让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得以伸入次大陆各地，攫取任何可在他处出售获利之物。
农业生态系往往比野生生态系简单得多，它们通常仰赖易受干旱、虫害及其他灾害侵袭的少数物种，国家则有助于管理这些简化的生态系，在歉收时提供缓冲，并努力确保人口的生产力足以纳税。粮仓是秦朝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帝国用以供养军队和救助饥饿的农民，这一传统在帝国时期始终延续不断，对于中国人口稠密程度冠于全世界起到重大作用。
国家不仅维持着农业体系的稳定，也维持着经济其他多数方面的稳定，他们因此发挥了刺激经济成长的重大作用，意思是增强了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按照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说法：“中国的帝制国家借由提供国内和平、国际安全和投资公共财（教育、福利、运输系统、治水和标准化的市场机制），以及建立制度性的基础设施，实现农业和商业的斯密型成长（Smithian growth），而促成经济成长。国家创造需求的作用（包括备战）对于刺激经济成长同样意义重大。”这种制度性的基础设施包括铸钱、管控市场，并将谷种借给农民协助他们缴税，同时出手裁抑试图利用农民急迫处境的商人。即使在最近数百年间，当明清帝国的低税收承诺，使得他们促进经济成长的能力，比起更为主动积极的同时期欧洲国家更弱得多，国家仍是经济的一项关键因素。
帝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另一个关键结果，则是在次大陆各地创造出单一文化语言群体，少了这些绵延不绝的帝国，这种结果绝不可能产生。帝国体系创建之时，长江流域和更南方的区域是多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发源地，帝国出兵征服新领土并掌控数百年，敉平不时发生的反抗，并推行政策逐步促成同化，使用汉语族语言（Sinitic languages）的人民则在帝国军力支持下扩散。中国移民往往偏好肥沃的低地，将山地留给原住民，原住民通常仅受到少许治理，甚至不受治理；秦朝征服珠江三角洲整整两千年后，周遭的山区仍是非华人族群的家园。一如他处的殖民，中国的扩张也是文化杂糅过程，殖民者与当地人通婚，并采纳许多当地习俗，但历代帝国往往提倡中国经典文化遗泽，并倡导使用华人姓名，由此创造出一股与母国文化产生关联即足以提高声望的古典殖民动力，使得人们往往淡化自己的原住民族出身。结果是东亚大陆的多数人民都成了说华语的农民，华语日后在东南亚的多样化演变仍不足以减弱这个事实。华语民族的扩散往往涉及农业的集约化，其原因尤其在于一个要求农民产出盈余以纳税的国家随之到来。
动用军力将东亚文化群体同质化的过程，至少早在公元前一五○○年二里岗文化从中原向外扩散时即已开始，并在商朝统治下持续。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征服了多族群的黄河流域，建立起一个维持八百年的联盟，对于人口同质化发挥了重大作用。到了孔子的时代，周代列国已经消灭了非周民族的多数邦国（周人称之为戎、狄、夷），而在汉朝时期这些民族多半已被同化，使得黄河流域成为古代世界文化同质性最高的区域之一。南方的楚国则征服并拓殖长江流域中游的低地，秦国也同样征服并拓殖四川盆地。秦朝建立之后，秦军沿着长江以南的河谷下行，在遥远的闽江和珠江三角洲驻防，其驻地即是今天的福州、广州两市，秦将数万人民移入某些征服地加以开发。
汉朝对秦朝先前占领的多数地区都能牢牢掌控，该国也南下征服云南和肥沃的红河三角洲（越南北部），向东进入朝鲜半岛，向西则深入中亚，即使幅员如此辽阔，其人口仍集中于华北和四川的肥沃平原。汉朝及其后的国家和帝国，将道路和行政控制伸入偏远地区，并鼓励臣民从帝国核心区域迁移到该处，他们有时仿效秦的先例，将大量人民迁移到国家需要可靠纳税人的地区，让军人开垦新征服地或战乱减损人口之地。即使外族征服中国，也往往更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农业秩序，例如一二五三年忽必烈汗（一二一五—一二九四）征服云南，起先只是征伐宋朝的侧翼包抄作战，但此举却将东南亚高地永久开放给中国人拓殖。十八世纪的清朝则鼓励原住民菁英的子女学习汉文而非满文，从而加速了云南地区的同化工程。帝国治理体系之力的最佳范例，或许可见于朝鲜和越南，这两地都是中国早期帝国的郡县，随后设法独立自主，如同许多原殖民地，这两地都采用了昔日宗主的治理方法，并运用这些方法得以免于被中国的后继帝国收入版图；日本的早期国家也明确效法中国。采用中国的治理模式，通常也就涉及国家对环境增强控制。
尽管秦始皇这样的君王大肆征伐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大喜功，多数帝国的征伐所要达成的经济和战略目标，从中央政府官员的视角看来却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往往专注于征服良田，因为有人定居的可耕地是最佳税收来源，久而久之，国家逐渐将控制力伸入山区，特别是经由管控造林并课税，使得近一千年来人造林慢慢取代了南亚的多数天然森林；金属则是另一股吸引力。君王想要征服地可以尽快抵偿他们予以治理的开销，经常会将语言相同、习于纳税和服兵役的农民输入征服地，这些忠实臣民往往得到肥沃河谷里的上好土地，被征服者只能得到剩余的土地，或逃往国家控制所不及的丛山之间。国家此时征服了这些地区，并往往逼使昔日流动的民族安顿于固定地点，以利控制。
可耕地是征服南方的首要战利品，但中国历代帝国的北部和西部却经常要防御游牧民族入侵。尽管历代帝国行有余力时，确实也榨取过毛皮和家畜等资源，但征服北部和西部的主要理由，却是为了控制当地危险的游牧人群，汉、唐、清朝征服新疆，以及清朝征服西藏，都是为了这个理由。即使在农业帝国设法征服这些广袤区域之时，这些区域对帝国而言多半太过干燥、不宜农耕，也就不可能引进足够的纳税臣民定居其间，无从抵偿治理这些地方的开销。正因如此，帝国还能负担军费时就会掌控这些地域，而后在无力负担军费时失守。中国前近代帝国未能将内亚永久同化，说明了农业正是华语政治秩序长期扩张的关键所在。当今中国政府着重于将汉人移入这些地区，并在文化上将其同化，正是依据他们对这股动力的理解，目的是想要确保即使北京丧失控制能力，这些地区在文化上仍属于中国。附带一提，大草原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同样说明了出身不同族群的君王一再选择北京（地处草原和播种区的交界）为帝都的理由所在。
国家在原有的人口中心和新征服地，都持续倡导农业拓展和集约化。新开垦土地减税之类拓展农地的消极诱因，不时与国家其他工程的重大开销结合起来，旨在创造稳定的农业，并促进更为集约的农业，治水经常是一项关键因素。在季节性湿地或冲积平原等水路自然往复变动的地区，国家筑堤将水路固定下来，好让其他土地得以开垦；在水源稀少或不可靠的地区，国家则修筑灌溉系统为作物供水。由于水运的效率更胜于陆运，国家也开凿运河和修改天然水路以利运输，如今中国稍具规模的水路都已筑坝蓄水，核心农业区域的水力系统也已全面重组。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治水工程，始终是试图将黄河固定于单一河道的大堤。华北平原是由黄河和淮河冲积产生的巨大冲积平原，这两条大河在天然条件下会在平原上到处任意移动，洪水泛滥时经常改变流向。国家花费钜额金钱，将黄河维持在可预期的河道上，因为华北平原在中国历史大多数时候都是人口最多、最具生产力的地区，少了历代国家所能调动、藉以抑制黄河的庞大劳力和资源汇集，人们就不可能将整片华北平原转变为农地。国家也在长江修筑大堤并维护，大堤对于长江流域肥沃低地的拓殖乃是不可或缺，国家因此发挥了关键作用，将长江流域多样的湿地替换为稻田。这样的努力通常认为是值得的，因为每面积稻米产出的盈余多过其他作物，长江下游的稻米盈余让后世帝国得以兴建大运河将它们运往北方，此举需要再造华北大片地区的水文。国家维护这些体系的重要性，从水利系统在战乱时毁坏，随后又由新建的帝国加以重建的循环即已显而易见。
多数历史记载都是关于大型水利工程，但小规模的水利工程至少也同等重要，因为后者更普及得多。正如上一章的讨论，秦朝运用臣民的无偿劳动和谷物税，在帝国全境兴建并维护各种各样的水路；汉朝及其后继者们也继续维护地方层级的治水基础设施。偶然保存于长江中游两处不同地点的出土文献，揭示出国家官员为了修复损坏的堤坝和蓄水池而前往勘查。到了后世，这些小规模水利工程往往在国家支持下，更常由富户或宗教组织承接，政府则集中心力于大规模基础设施。
除了治水，国家不时也提供农民新作物或刊布农业知识，以鼓励农民增产。撰写农书教导人们改良食物和织品生产方法的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某些农书按照政府要求而写成，其他的则由官员为了相同目的而私家撰写，因此也间接得到国家支持；卷帙浩繁的治水文献也是如此。印刷术发明之后，国家不时印行农书并广为传布，蒙古人印行并发放了几部这样的农书，促成先前被低估的作物普及，并从伊朗引进某些新作物。
一八四○年，大英帝国进攻清朝，逼迫朝廷国开放欧洲各国通商，往后一百年间，外国列强想方设法从饱受战乱折磨的中国榨取财富。这种局面随着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而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的推行历程，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强化国力改革之一，而这样的努力对该国的自然生态系也是一场浩劫，绝非巧合，不仅人口增长了将近十亿，每人消耗的资源和能源总量也增加数倍。前文提及的一切环境变迁过程在这段期间全都加速，但到了一九五○年代，尚未被拓殖的环境只剩下边缘地区，开垦将导致严重生态后果，经济利益却微乎其微的环境。政府宏大的环境政策带来了一些希望，但政府保护环境和提振消费的目标之间却有着根本矛盾。
欧洲帝国对其殖民地的环境影响早已受到承认，但本书强调的是，所有国家都有着转化环境的根本诱因，中国则是其中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中国历代帝国以近代标准衡量往往弱小，但他们对于东亚自然生态系长期转变为农地和提供人类其他用途之地，却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帝国的建立需要转化环境，每次权力增长则提升了他们为自身目的而重建环境的能力。正因如此，我们应当认为国家建立是地球环境史的一个重要过程，而中国帝制体系的肇建，则是东亚环境史的一次重大事件。
作者为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布朗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at Brown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国环境史，透过历史学、考古学和古生态学的结合，探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系统，如何渐渐被农田所取代。
书名：《王的庄稼：从农业发展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政治生态学》
作者：布莱恩．兰德（Brian Lander）
出版社：台湾商务
出版时间：202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