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就是努力锻炼以把自己身体搞垮的人吗？

有这样一句俏皮话：运动员就是努力锻炼以把自己身体搞垮的人。

这并非说笑话。从某种意义上讲，破纪录正是超越人体的自然局限。最优秀的运动成绩和良好的健康标准显然不是一回事。

照说，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目的，本来在于造成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以便更好地去工作、去生活；然而，作一个专业运动员却意味着把体育运动本身当作工作、当作生活。手段变成了目的。如果你愿意，不妨把它称为"异化"。

如果我们把上述俏皮话略加修正，改为：运动员并不是为了身体强健而进行锻炼的人，那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上，运动员之为运动员，正在于他进行锻炼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优胜。下述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即，一个运动员为了获得优胜，不惜牺牲健康。

那么，为什么要争取优胜呢？你说，优胜意味着为国增光。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要问的恰恰就是：为什么跑得比别人快一点（实在是快"一点"，这"一点"有时要电子计算机才能够加以分辨），或者是能够比别人更准确地把一个大皮球扔进一个特制的网子里（很难想象这种本领在其它工作上有什么用处），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光荣呢？

体育运动是积极的，还是荒谬的？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是一位好发怪论的奇才，他写过一篇名叫《运动的真谛》的短文。文中写道：

人们说运动能够创造国家间的亲善，而且假如世界上各民族的普通人能够在足球场或板球场上较量，他们便不会有在战场上交锋的愿望了，我听到这话总是感到惊奇。即使你未曾从具体例子里获悉，国际运动比赛常会引起彼此间仇恨的粗暴行为（如一九三、六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也能从一般的行为准则中推断出来。

几乎现今所举行的所有的运动都是竞争性的。你参加比赛就是想取胜，除非你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胜利，不然比赛就没有意义了。在村庄的草地上，你临时组成了比赛球队，不牵涉到地方观念，那么你可以仅仅为了娱乐和锻炼而打球；但是一旦出现了威望问题，一旦你们感到假如你们失败了，你们和你们的单位将会丢脸，那么最野蛮的好斗本性就爆发了，任何甚至像参加过校足球赛的人都懂得这一点。坦率地说，在国际比赛中，运动好像是一场战争。但是意味深长的东西不是运动员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在观众后面的对这些可笑的比赛的如痴如狂的各国人民的态度，他们一本正经地相信——至少在短时间内——跑、跳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睑。

这段四百字的短文，简直是对一般人信奉的体育观的根本否定。联系到前面有关运动员的那句悖论，我们不能不怀疑：围绕体育运动而产生的一切，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有千万人为之献身并有亿万人为之兴奋的这项活动究竟有多少正当理由？它是人类生活中一个积极有益的方面，抑或只是一大堆荒谬与愚蠢？从这一个侧面出发，我们还能领悟到一些什么？

拳击家或学者，谁能生活得更顺当？

"体育热]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比起体育竞赛所拥有的庞大数量的观众来，流行歌曲和通俗小说的读者群就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了。有趣的是，许多抱怨流行歌曲和通俗小说败坏人们高雅趣味的人，一般倒不对体育热表示忧虑（井水不犯河水？）。体育竞赛由于和各国的语言差异全无牵涉（这是一首流行歌曲要想在操另一种语言的人们中流行开来不能不遇到的一道天然障碍），和各国的一般文化背景也关系不多，所以它显而更容易成为一种所谓"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超级体育明星的知名度往往超过大科学家、大艺术家或政府要人。

一般来说，发达的市民生活是造就"体育熟"的一个基本原因。按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说法，市民生活的特点便是其丰富热烈的社会生活。市民们都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觉得被人注意，同时也注意观察别人。他们喜欢对别人的一切加以评头品足。有一个词叫"公众人物"，就是指那些被公众所注意、被公众所谈论的人物。公众人物的生活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即表演性，因此，那些最善于进行某种表演的人往往成为最时髦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刺激，使得一些具有某些特殊禀赋的人竭力发展他们的这些能力。没有体育比赛这种显然非实用的活动，恐怕不会有人肯为提高一厘米或缩短一秒钟而鞠躬尽瘁的。没有广大、热情的观众，就没有第一流的运动员。因此，只有社会活动兴旺的市民生活，才为体育热的兴起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知道了剑术大师公孙大娘在当时的长安是一个声名赫赫的人物。可以推想，对于当时长安的大部分市民而言，知道公孙大娘的人一定比知道杜甫的人为多。高俅靠着一身球艺而获得攀龙附凤的机会，无疑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体育上的佼佼者们的偏爱。最能说明市民生活与体育热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事例莫过于古代希腊了。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有着典型的市民生活，而体育运动在古希腊的社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创始于古希腊。当年奥运会的盛况今人自然已不可复见，但仅仅是看到奥林匹克竞技扬的宏伟遗址，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到昔日的惊人壮观。据记载，每逢到了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节，即使是正在交战的各国也要暂停战事，脱下镗甲，换上运动衫，非常"费厄泼赖"地共同走上绿茵场（这和奥威尔文中提到的一九三六年奥运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它构成对奥威尔理论的一个有力反证）。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有两兄弟双双在奥运会上夺魁，一位邻人匆匆赶回去将此喜讯告诉他们的父亲，并大声叫道：你现在就死了吧！由此观之，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在体育竞技中获胜竟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为人父者，能有两个奥运会冠军的儿子，简直就是达到了幸福的顶峰，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经历了这等幸福后，再活下去还有什么劲！

一般读书人都相信，以雅典鼎盛期为代表的那段古希腊的历史是人类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喜欢怀旧的人遥想那段美好岁月甚至大有生不逢时之感。古希腊文化艺术的高贵、纯正、典雅、肃穆与庄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人们据此推论说，哲学家、艺术家一定是当时社会的宠儿。对比历史上其它许多时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上述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但是必须提醒的是，我们毕竟不要过于想入非非了。二十世纪的一位大哲学家怀特海说得很干脆："如果把一个现代人放到希腊鼎盛时代去，生活得最顺当的也许是一个重量级拳击家，而不是牛津或德国的希腊学者]，他进而补充了一句道，[这点和目前的情形完全一样。"

很难说怀特海这盆冷水泼得毫无道理。一则为人熟知的轶事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著名的希腊七贤之一，思想史家公认的西方哲学的开山鼻祖泰勒斯，据说一度生活贫困。这就引起当时一般人们的嘲笑，以为那正好说明了哲学无用。为了驳斥世人的这一谬见，泰勒斯运用他的智慧和自然科学知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商业投机而赚了一大笔钱。这样，泰勒斯就向世界证明了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很容易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

泰勒斯这一手干得真漂亮，亏得最早的一批希腊哲学家都是所谓自然哲学家，也就是都具有丰富的自然科举知识，否则他们只好以"君子固穷"自慰，那就很难避免"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这种讽刺了。然而反过来说，我们也很可以责备泰勒斯，批评他不该与俗人一般见识，和庸众一争输赢：既然你认定精神的富足是唯一有价值的富足，那就根本犯不上向世人证明你也有谋取物质富足的能力，因为即使你没有后一种能力也毫无关系！事实上，许多哲学家确实拙于生计，但，那又何妨？

泰勒斯的故事可以引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不过此间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这个故事表明：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在当时的希腊并不那么吃得开。务实而不务虚的人在当时也和在现在一样更占多数。轻视精神上的富有决非现代社会特有的弊病。奈何？

也许，最能印证怀特海论断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显明昭著的事实了（一般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意义），这个事实就是：包括泰勒斯在内的许多希腊哲学家，我们对其生卒年月都知之不详，史学家们是根据当时某一届奥运会的所在年份，推断出造帮哲学家们的活动年代的。这就是说，我们只有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坐标，才能找出那些文化巨星们的大概位置。呜呼！

那么，为什么在今人心目中，容易对昔日哲学家们的社会地位产生过高的印象呢？这个误会多半是由"历史"造成的，因为"历史"无非是文字的纪录，它们都是文人笔下的产物。如果我们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文人留其名"，那大致不会太离谱。文字的发明使人类得到了一种让自己获得不朽的工具。一般说来，文人的这种优势，与历史年代的久远程度成正比。在现代社会，把写作当成进入不朽殿堂的特许证者，依然大有人在。这虽然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文化普及，使得能写作已不复是一种特权。信息爆炸，世界早已以文多为患。随着文人数量的巨大增长，平均而言，每个文人的价值于是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大概也是今天的文人过份美化古希腊的一个原因吧。

以上种种，无非是打算说明体育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只要有发达的市民生活，往往就会有所谓体育热。当今世界，生产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多的精力和余暇去从事或欣赏体育运动；等级壁垒的打破，把更多的人们吸引到体育活动中来；生活的都市化，使各地的生活都越发具有市民生活的特性，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影视技术异军突起，进展神速，对于体育热的兴起更有火上加油、如虎添翼的功效。

黑格尔的理论：游戏比正经事更正经

让我们对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试作解答。

首先，我们要指出，"体育运动]这个概念，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指为增进身体健康而进行的各种躯体的活动。其二是指各种竞技。许多人都不明白下棋何以要算是体育，因为它显然不是什么躯体的活动。但是在体育运动一词的第二种意义上，下棋确实属于体育。不过，那也只对以竞技为目的棋手们才是如此。对一般人来说，下棋无非是娱乐，他们之不承认它是体育乃是完全正确的。前文所述对体育运动的种种非难，究其实，大部分都是针对作为竞技的体育运动的。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讨论。

没有人会反对那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体育运动。可是问题在于，这种以健康为宗旨的体育运动总是很快就在其中产生了竞争的色彩，而且它马上喧宾夺主，倒把健康本身排挤到了次要的地位。这种现象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能不能从体育运动中完全排除竞技的因素呢？看来很难。且不说它意味着使比赛不再成其为比赛、运动员不再成其为运动员，即使它对于普通人的纯业余性的锻炼也是很难普遍实行的。这非但不是什么弊病，可能倒是个优点。人生有很多基本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人必须从事一系列活动。从一种极端的观点看，这些活动本身都没有独立的意义，他们只是为了满足那些基本需要而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一种活动仅仅具有手段的意义，那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就势必显得是个负担。于是，人们必须发明一门艺术，使得那些作为手段的活动本身具有一种乐趣，使它们获得一种独立于原先目的之外的意义，换句话，就是使这些手段变成一种目的。在这方面，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为了使人类能很好地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大自然给我们心中注入了爱情。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出于对相爱和快乐的追求而互相结合，生儿育女的目的反而被放到了第二位，结果是使繁衍后代的任务得到了最有效的实现。大诗人歌德深明此道，他说："每走一步都走向一个终于要达到的目标，这并不够，应该每一步就是一个目标，每一步都自有价值。]发明体育竞技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体育运动取得了独立的价值和乐趣。谁都知道，坚持长跑需要很大的毅力，若是以打球的方式完成相同的运动量则要容易得多。要让一个人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爱上几项竞技性的体育运动。

竞技性体育运动很类似于游戏，也有几分像艺术。有时候人们把它归为游戏或归为艺术，那是有道理的。在竞技性体育运动中，人们通过自由美丽的动作、通过对力量、灵巧、耐力和勇猛的尽力，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一件艺术品，并借助于激烈的竞争，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

叫一个人原地蹦跳，跳不了几下他就腻烦，很快他就会感到累了。可是，递给他一根绳子，他就能跳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不容易感到疲劳。人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然后自己再去克服它。这岂不无聊透顶吗？但是，要让一件本来只具有手段性质的活动具有目的性质，这种没事找事的多此一举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更妙的是，它是确有成效的。问题在于，体育运动中的种种障碍、困难固然可以是人为的，但是，由这些障碍和困难而激起的斗争意识却实实在在地是自然的，克服它们而产生的成功感却实实在在地是自然的。这就使那些本来没有意义的活动获得了意义。

"游戏人生]这句成语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个贬义词。把人生视为游戏显然是极不严肃的。那么，把游戏视为人生又好不好呢？一个专业运动员不正是把游戏当作人生吗？岂止运动员，所有那些从事非实用性的工作，并以全副精力追求那种工作的尽善尽美的人，难道不都是把游戏当作人生吗？在一般人看来，"游戏"就是"玩"，就是不正经、不当真。不过严格考究起来，"游戏"一词无非是指那些非实用的活动，它并不必然包含或意味着不正经、不当真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对那些非实用的活动抱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清朝词人项廷纪说过一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英国诗人拜伦在《唐．璜》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写诗填词一类活动都不干实用，它既不能抵吃、又不能当穿，真算得上是"无益之事].但是如果把这些"无益之事"统统从生活中排除掉，人生又将如何？那位无所不谈的黑格尔对于所谓游戏发表过如下一番议论。他说："假如我们看看这些游戏内在的本质，我们首先会注意到'游戏]同正经的事务、依赖和必需是怎样处于反对的地位。这种角力、赛跑和竞争不是什幺正经事情！既然没有防卫的义务，也没有争战的需要。正经的事务乃是为某种需要而起的劳动。我或者[自然]必须有一个屈服；假如这一个要继续生存，那一个必须打倒。但是和这一种正经相反，游戏表示着更高等的正经，因为在游戏中间，'自然'当被加工制造为[精神]，而且在这些竞技举行的时候，主体虽然没有进展到思想最高级的正经，然而从这种身体的练习里，人类显出了他的自由，他把他的身体变化成为[精神]的一个器官。]

黑格尔的思想很清楚，游戏比正经事还更正经，非实用性的活动比实用性的活动更高级，只有它们才是人类自由的真正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也表述了与此类似的见解，而且作了更透彻的发挥。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认为，实用性的活动，也就是通常人们认为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体现了人的目的。恰恰相反，它们多少只能算是一种手段。人类活动的本质在于发展自身的能力。照这种观点看来，体育运动，只有当它不是从属于某一个实用的目的，而是以自身为目的——譬如说，一个人跳高不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于战争和劳动的需要，却是为了跳得更高而跳高，把发展自己的跳跃能力当作目的——这时，它不是变得更无聊，反而是获得了更高的意义。

"活动"与"目的"的关系有两种，有一种活动是为了某一目的。另有一种活动，本身便是某一目的体现。人们从事前一种活动，仅仅是为了得到它的最终结果；人们从事后一种活动，有时固然也是要得到其最终结果，但主要追求的却是那个活动本身、那个活动的过程。一般人把从事后一种活动叫作"无所为而为"，否认它有什么目的性，其实这是把目的性和实用性混为一谈了。有些活动没有实用性，这就是说，它们的最终结果完全无关紧要，但是这些活动本身却很有价值，它们本身就体现着人生的某种目的，而且是更基本的目的。事实上，只承认实用性活动具有意义不仅是片面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假如A的意义在于B，那么B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只有两种回答：一种是把B的意义归于C，然后，不可避免地再把C的意义归于D，把D的意义归于E，如此等等，于是引出了一个无穷后退的系列，到头来是谁也没有意义，万事皆空。那些只重视实用性活动的地方，每每流行着虚无主义思想，那绝不是偶然的。另一种回答则是认为B、或C，总之，是某一件事情本身就具有意义，它们不是"为它存在]的，而是"为自己存在"的。换句话，它们是非实用的。这意味着，实用性活动之有意义，正在于还存在着那些非实用的活动，正在于那些非实用活动本身即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本身就是目的。

在美国小说《海鸥乔纳森》一书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海鸥，名叫乔纳森。其它海鸥也练习飞翔，但它们练习飞翔完全出于实用，出于捕食和避害的实际需要。海鸥乔纳森却是为了飞翔而飞翔，它为了能飞得更高更远而不断地刻苦练习，它领悟到：宇宙间根本没有天堂这个地方，天堂既不是一种空间，也不是一种时间，天堂就是要成为完美。它的人生观是：尽量发挥自己的潜能，努力把最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以此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实用，理论思维则一向不够发达。这种估计有多少正确性，此处不论。我们想说的是，在重实用与轻理论之间的确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凡偏重实用者往往轻视理论。原因在于，理论的兴盛并不是完全出于实用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它正好是远离实用的目的，在以自身作为目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倘若是为了实用，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面三五位一般也就足够了；只有在纯粹的求知的愿望刺激之下，人们才证明出丌的无理数性质并计算出小数点以后成千上万位的精确数值。固然，为了应用，必须认识。但是，为了应用而认识是和为了认识而认识很不相同的。大部分严格的科学理论都是为了认识而认识的产物，而不是为应用而认识的产物。

但是，要说中国传统文化一概是只重实用，显然不符合事实。至少，诗歌艺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回文诗有什么用？苏东坡的"神智体"有什么用？难道它们主要不是一种文字游戏、一种智力游戏吗？按照前边对"游戏"的解释，这正是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赞颂。尽管受着"诗言志]、"文以载道"等观点的强大影响，但是诗歌艺术的历史表明，人们一直对"诗"本身的发展完善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令，连朝连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者，又非仙而何？]这里的"诗魔"状态，正好与前文提到的为了破纪录而不惜搞垮健康的运动员的"儍劲"相似，这里的"诗仙]状态就是海鸥乔纳森的"天堂"。为了作诗而不顾其余一切，把作诗本身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这种精神和体育精神是相通的。

人们不是常常说到"事业心一吗？什么叫事业心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事业心正是为了一种活动本身的缘故而从事这一活动的愿望。那些为了消遣、为了强身而打球的人是谈不上有打球的事业心的，只有那些为了打球而打球的人才有事业心。当然，不少优秀运动员都具有为国争光的愿望，这个愿望十分崇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崇高的愿望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并不是非常必要的。并非所有的世界冠军都具有这种愿望，但是他们毫无例外地必须有为了打好球而打球、为了跳得更高而跳高的内在要求。乒乓球比赛，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输了呢？怀有为国争光的崇高愿望固然有助于促进运动员们攀登高峯，但那首先有赖于运动员具有运动员的天性：他们必须对所从事的活动本身抱着强烈的追求。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夺取体育运动的优胜会被当成一种光荣的道理了。因为它表现出人类为发展自身能力而做出的一种英勇努力和突出成就，那确实是值得骄傲的啊！

文明与野蛮——诗人为何喜谈兵？

体育运动大都带有竞争性。争强好胜之心对于人类的意义，显然要比一般人所意识到的更为重大。所谓发展自身的能力，所谓把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固然可以有绝对的尺度，但通常总离不开和同类的相比。什么叫"尽量跑得更快"呢？那当然不是说妄图超过音速，也不是说希望快过奔鹿，它无非是说要比其它人跑得更快。造就是说，人们对自己能力的发择，必须借助于和其他人的比较与刺激，也就是借助于竞争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取消了竞争，人类前进的步伐就一定会很慢了。

有竞争就会有输赢，失败总是令人生气的。前不久我教会了我三岁的小儿子打扑克，开头几盘让他赢了，自然无事，等到我赢了一盘时，他顿时变了睑色，眼泪都快急出来了，还不停地向我吐唾沫。这种连亲生老子都不认的敌意实在是空前的。一方面，我们须得承认，失败的耻辱感是一种很自然、很正常的感情，正是这种耻辱感才最有力地驱策人们去奋发努力（"请将不如激将"）。整个竞争行为便是立足于这种人人都不甘服输的共同心理之上的，所以，试图保留竞争行为而又想去掉由竞争失败所产生的耻辱感，实在是自相矛盾的，办不到的。那么，能不能干脆取消竞争以期避免引出那种耻辱感呢？也不能。因为与其说是由于有了竞争行为才产生了胜者喜败者怒的心理，不如反过来说是人们本来就有着希望胜过他人的愿望才发明出种种竞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取消了竞争行为的地方，竞争心理并不会随之消失，它们只不过是改头换面了而已。其实，要求取消竞争行为这件事本身，正好就是竞争心理的一个表现。一盘棋还没下完，其中一方就把棋局全部搞乱离场而去，那很少是由于这个人对下棋本身不感兴趣，更多的情况倒是他自知要输而不肯认输。取消竞争，要么是出于对强者的嫉妒，要么是为了显示自己道德上优越——开争强好胜之心的暗中作祟。

可是，问题在于，竞争和竞争心理毕竟会引出一些消极因素，它确实可能造成人们之间的对立、敌意和紧张关系。当奥威尔宣称体育竞赛会引发人们最野蛮的好斗本性时，他显然不是空口无凭。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很容易地指出奥威尔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体育比赛在促进各国各地人们的友好关系上确实起到了不容否认的积极作用。像一九三六年奥运会的冲突毕竟只是少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体育运动的确推动了人们的友谊。事实已经否定了奥威尔的悲观论断。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其中的道理，并且对那少数相反的事例加以分析。

争强好胜之心对于推动人们实现人类的目的——发展自身的能力，是十分重要，乃至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于体育运动而言，赢得胜利本身，毕竟还不是目的。它只是促进人类目的必要刺激而已。造就是问题的关键。对于运动员来说，最重要的在于体育运动这种活动本身，而不在于优胜名次。奖牌的全部意义，不过在于证明你在此项运动中出类拔萃，证明你在这方面的能力超群出众，因此它们只是一种象征。真正有价值的不在于象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的东西，也就是那个被象征的东西。如果你在比赛中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那么，即使没有获得很高的名次，你也会感到快乐的。因为参加体育竞技的最大乐趣本来就在于你能在其中自由地发展你的能力。这种乐趣几乎是自足的。胜负名次，说到底，无非是催化剂一类的东西。好的运动员都不喜欢在和弱手的比赛中轻易地夺冠，而宁肯在与强手的激烈争战中败北，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下才更能够激发自己的斗志，让自己潜在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这就是说，竞赛的失利固然会引起自尊受挫之感，但与此同时，运动员又会因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而获得一种更深刻的满足，这就会有效地防止狭隘的敌意情绪的产生。对于击败你的对手，你既会产生卷土重来、战胜对方的强烈意愿，同时又很可能对他怀着真诚的尊重和由衷的佩服。

是的，人的确可能对他人真心佩服。佩服就是承认他人的优越。这和争强好胜之心并不矛盾。既然对方确实比自己高明，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方的高明对于自己增长才干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能力大有好处，那就完全可以排除一切嫉妒心理或敌对意识。就很多方面而言，运动确实有类于战争，它们都是好斗性和好强心的直接宣泄——体育记者在描绘竞赛场面时总是爱大量借用军事和战争的词汇。但是区别在于，竞赛中的失败和战争中的失败有根本的不同，在竞赛中，失败只是证明了对方的优越，它并不导致自己被摧垮以至被毁灭，这就使失败成为一件完全可以坦然接受的事实。不错，失败会使你觉得有些丢脸，但世界上只要确实存在着威望问题，那就必然会出现高低之分。假如我们不可能或是不应该消灭威望本身，那么我们就只能致力于使威望的高低排列来得公平合理，使威望的降低区别于人格的降低，使失利区别于受辱。所谓"输球不输人"就是指的这层意思。它确实是可以做到的，胜利者和观众都确有可能对失败者满怀真心的尊重。有时，甚至在真刀真枪的战争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交战的双方统帅通过正大光明的斗智斗勇斗力而产生了互相尊重以至互相友好的感情，史书上不乏此类例证。不过只要想起那些在战争中死伤的成千上万的士卒百姓，我们就不能不对战争加以谴责了。体育竞赛则避免了这种不幸，竞赛固然也是好斗性与好强心的直接宣泄，但它却是以公正的方式、以不流血、无损伤的方式实现这种宣泄的，所以它就防止了由好斗性与好强心而产生的绝大部分副作用。简言之，假如说好斗性与好强心是不可消除或不应消除的话，那么，竞技活动的发明则是给这两股暴烈的洪流提供了很好的溢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