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成立之初的新中国，需要根据国家财力和工业发展的轻重缓急安排工业项目，于是产生了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计划经济，而东北则是计划经济调配的重点，不断输送大量资源，国家也对东北提供了支持，奠定了“共和国长子”的地位。“一五”期间，国家对东北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15.3%，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中，有56项落地东北。

根据中国国史网的文章《东北老工业基地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黑龙江省仅“一五”计划期间，向国家上缴的利润就等于国家给其工业投资的3倍多，另据黑龙江省1981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当年全省净调出28亿元的产品；辽宁省的工业企业在1953～1988年为国家提供的利润和税金，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的4倍多，净调出生铁达6113万吨，净调出钢材达7949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52．9%……

与此同时，东北三省还为各地培养和输送了数十万名技术和管理人才，“大庆经验”、“鞍钢宪法”等许多重要的建设经验，也是当年中国最先进的工业企业管理制度。

东北的贡献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重要基础。

东北先天具备粮食、油田、林业等等的自然资源优势，而这些资源都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共和国必须控制这些资源和产业，从而更好地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东北地区也因此成为计划经济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实施最彻底的地区之一，一车一车的资源输送出去，也造成了东北经济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背后当然有社会主义工厂制的完备福利，但也意味着计划生育的彻底执行、产业结构的不断畸形、以极低的价格调配出去的工业和自然资源……这一切的恶果都在改革开放后不断显现，直到现在，东北三省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平价工业品要调出。

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在各地区间相对均衡，东北没有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进行资源的垄断，它是在以均衡发展和集体共享为特征的经济地理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平衡被打破，东北人民便只能"独享"这份苦果。

东北的结果，并非只是“资源枯竭型”地区的必然，更不是源于文化本质主义论调的东北人“又懒又笨”的劣根性，或所谓的“气候决定论”，而是共和国转型过程中不均衡发展的后果。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起经济特区, 并在特区内对外商投资建厂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及各种支持。此后, 又在东部地区陆续设立了十余个沿海开放城市, 大力推行经济开发区的建设, 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趋势下，东北地区也实现同步增长，纵向地看其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但相对来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不仅比快速增长的东南沿海地区慢，而且比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也低。

东部地区在1990～2000年固定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和同期东北地区固定资本投资的相对放缓, 正是造成两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 外资的85%以上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以沈阳和上海为例，它们同为计划经济重地，和公有制经济比重较大的老工业基地，而1990年，中央作出开发浦东的决策。首先，给予了浦东开发十条政策，如15%的企业所得税、10年期两免三减半等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给予了相关的支持政策。

在“八五”时期，浦东先后从中央和银行获得资金217.5亿元人民币，“九五”期间则筹集到了200亿元人民币。外资大量涌入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技术和通往国际市场的渠道，而且还带来了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规则和制度。在中央与外资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机会，这极大地帮助了上海解决原有的老问题，一举成为金融中心。

反观沈阳，既缺少中央资金的倾斜，也缺少政策优惠引来的外资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