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奥威尔在《1984》中说："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掌握中国现在的正在抹杀8964的历史。以下是李洪林在自传中记录的他1989年五月在北京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

天安门广场之夜

我在五月初得了感冒，发高烧，不但“五四”国际学术讨论会未能参加，原来开完会去福州的计划也耽误了。这场小病使我又进一步介入学生运动。

本来听说“五四”靑年节过后大学生都要回校上课了，不料五月十三日天安门广场忽然来了几千学生静坐绝食。到了十四日，整个广场都满了，中间是绝食的，四周是支援的。我家就在广场东南一座高层楼房里，从窗户望去，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帜招展。

上午，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来了电话，邀我下午两点到报社开个座谈会，谈谈时局问题。我刚刚退烧，四肢无力，实在不想去。但她坚持，并且说人不多，都是几个熟人，劝我一定要来。人们对戴晴毁誉不一。她的身世等等我并不了解，在我和她交往中，觉得她思路敏捷，快人快语，是出色的记者。特别是为反对“三峡工程”而奔走疾呼，是値得称赞的，所以和她比较熟。现在她既然坚持要我去，不好太固执，就答应了。

下午赶到光明日报社，已经晩了，座谈会正在进行。于浩成、严家其、刘再复、李泽厚、包遵信、苏晓康都在座。作家李陀也来了。温元凯不知什么时候从安徽来北京，也在这里。另外一些人我就不认识了，大槪是报社的人。后来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是学生代表，大槪四点左右，有电话找戴晴。她接完电话对大家说：“阎明复来电话，他和李铁映与学生代表谈判陷入僵局，希望在座的学者能向学生代表作作工作，劝他们撤离广场。明天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我们要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事情已经紧急了。你们在学生中是有影响的，讲话他们也许会听。”（这不是当时记录的原话，但大意决不错。）

座谈会开到这里就中止了，大家议论了一下，都觉得应该劝劝学生。但是又不能站在政府立场讲话，因为学生已经拒绝了政府的要求。我们再去重复一遍毫无意义。大家商定，既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而是站在学者和作家的立场，既向政府提要求，也向学生提要求，这样才显得客观，学生也容易听得进去。于是有人起草《我们对当前局势的紧急呼吁》，有人给阎明复打电话，有人联系与学生代表对话的场所。

《紧急呼吁》是苏晓康起草的，年轻人手快，一会儿就写好了。前面是对政府的要求，大意是肯定这次学生运动的性质是爱国的、民主的，要求政府承认学生自己选举的组织是合法的。反对秋后算账，特别是“反对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罪人。”

《紧急呼吁》的后半部分是劝学生撤离广场。其中有点批评，但很含蓄。比如说：“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实现。”这就是说不能太性急，《呼吁》还反复赞扬理性精神，就是劝他们不要感情用事。

我深为学生的真诚所感动，但对局势有点不祥的预感。出租汽车司机所说的军队已经开来的消息，使我深感不安。天安门广场的对峙是一种危险的平衡，稍微加点外力就会出现可怕的后果。是不是有人希望事情恶化，甚至在促使它恶化呢？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不能没有戒心。大学生都很单纯，应该提醒他们不要中了别人之计。

出于这种考虑，我提议在《紧急呼吁》中必须加上这样的意思: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蓄意使矛盾激化，挑起事端，使事态恶化。那将会出现亲者痛而仇者快的后果。

大家同意了，并且让我把这层意思加在原稿上。

原稿的结尾，原来是向学生保证：如果政府不接受前述三项要求，《紧急呼吁》的签名者和学生一道并肩战斗到底。

我建议把这句话改一改，我们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努力，但不可能和学生“一道并肩战斗”。我说，我的体力就不可能和学生一道去游行，更不可能去静坐绝食。况且我本来就不赞成绝食。

大家也同意了，在结尾处作了修改，并且签上名字，一共是十二个人。这就是后来被叫作《十二学者作家对时局的紧急呼吁》的由来。

这时与学生会面的地点已经安排好，在国务院信访局接待处。

于是戴晴率领大家挤上一辆面包车到信访局去了。那个《紧急呼吁》也来不及打印，就用原稿复印了一些带去了。

在信访局和学生代表见面了。不记得由谁向代表们宣读了我们的《呼吁》。学生代表们议论了一下，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

我很高兴，劝说成功了。

但是这还不够。还有一些学生代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而且那里还聚集著大量学生等待谈判结果。所以学生代表要求我们到统战部去向那里的代表和学生做工作。于是我们又上了汽车。

我真佩服一些外国记者的本领。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居然找到了我们。我们上汽车时，一名外国电视台的记者扛着一架大摄像机也跟着上了车。戴晴好说歹说把他劝下去了。

汽车开到统战部所在的府右街南口时，整个长安街已经挤满了人。汽车缓缓地从人群中挤出一条空隙，慢慢地蠕动着进了府右街,开进统战部的院子。

院子里满满的都是学生。汽车开进来后，他们腾出一个圆圈。我们下车后就站在圆圈当中。

戴晴跑到统战部办公室楼里去了良久，出来后和我们站在一起，借助一个扩音器大声向学生宣读《紧急呼吁》。

宣读完了，还是不行，学生代表要求我们到天安门广场直接劝说全体绝食学生。

我感到困惑。“代表”，顾名思义是代表绝食学生来谈判的。既然代表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呼吁，为什么还要我们再去劝说他们所代表的绝食学生呢？

还是这些代表解答了这个问题：

绝食学生虽然推选出代表，但是并不服从代表。每个学生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行动。绝食学生虽然组织起来了，但是民主生活的基本规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这里不起作用。因此，光是代表们同意撤离广场还不行，必须直接去说服全体绝食学生。

这真是闻所未闻。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又问一下左右在场者，都是这么说。其实不用问也行。既然要我们去广场直接劝全体学生，这本身就说明他们的代表不能代表他们。他们示威是要求民主，但是自己内部却没有建立起民主规则。这或许是民主实践中难免的历程？但愿这种摸索的过程越短越好。

这时，我们已被大队学生簇拥著向天安门广场走去。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学生们手拉手组成两队人墙在我们两边走着，使我们不致被挤散。到广场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只见黑鸦鸦一片，人山人海。我们改成单行，由学生代表领到广场中心。静坐的学生七手八脚递过一些背包之类的物件叫我们坐下。

一些学生代表通过扩音器一个一个介绍我们十二个人，然后就要求我们讲话。有几个人即席讲了几句。我不善于言辞，没有讲。接着还是由戴晴宣读十二人的《紧急呼吁》。她的声音时常被学生们热烈的掌声打断。看来，这个“呼吁”在许多人心里引起共鸣。我觉得此行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