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也是导致东北衰落的重要外部成因。在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上缴固定部分金额后，可以用余下的财政税收扶持本地的工业，而在改革后，大型央企国企的主要税种均划为中央税，在计划经济时期留下了大量央企的东北自然成为了受分税制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大部分税收都上缴中央，由此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扶持本地的企业，国企的破产与下岗如潮水一般汹涌而下。

尽管在2000年后国家不断提出振兴东北的口号，但东北的企业税负仍然是全国最高的。

201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17家东北地区企业共缴纳了税收1045.54亿元，占全部制造业500强纳税总额的7.15%，超过企业数量比例两倍有余。以东部地区企业为基准，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企业企均纳税额只相当于东部地区企业的48.96%和50.32%，而东北地区企均纳税额则相当于东部地区企业的187.85%。在这样的税负压力下，民营企业的低活力已成必然。

这一系列原因导致东北愈来愈缺乏投资，专业人才流失，转型升级愈来愈难。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贵鲜慨叹道：“东北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唯一成本承担者”。

东北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失败者，社会主义时代的成就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势态中仿佛成为了遥远的往事，衰败的工厂成为商业景观，而东北人的新时代形象也被固化为官媒中赵本山式的陈风陋俗和流行文化中的黑社会，东北的官僚特色成了万恶之源。

通化疫情爆发时，小城一度陷入瘫痪，很多人因为隔离陷入饥饿，很多文章把这样的情况概括为懒政、官本位文化、一刀切的结果，指责东北乃至北方城市没有能力精准防控，只能用全面封锁这种僵化的形式。

然而，需要讨论的是把东北出现的一些困境归咎于计划经济残留的僵化体制，乃至于整个东北的文化问题这种叙事路径本身有什么问题。东北的衰落是一个社会历史进程，而非客观规律使然，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财政系统和分配政策。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而不应该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谈资。

在今天，即便面临许多发展上的问题，东北依旧是中国经济、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广袤的东北土地仍然是中国的重要“粮仓”。根据《东北黑土地白皮书(2020)》，中国东北黑土地总面积109万平方千米，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调出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被誉为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压器”和“压舱石”，为中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农业生产整体上经济效益并不高，同样一块地，用来种水稻，还是用来开发商业，产生的经济效益天壤之别，广州在2004年到2013年，常用耕地就减少了1/4，而保障粮食安全作为东北的政治责任，改变每一寸耕地用途，都是一件大事。

工业建设留下的教育基础也仍为国家科学发展提供着重要的人才资源。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33位杰出科学工作者中，有6位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还有3位在东北接受教育或者工作的科学家，已大大超过了东北人口全国占比。国防建设、航天事业也都离不开军工色彩浓厚的东北专业院校，杨利伟在哈工大演讲时称，他所认识的航天人才中，从总指挥到工程师，40%以上的人都来自哈工大。

2020年疫情爆发后，整个东北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达2340人，而且最早到位。按最初到位湖北的全国10000多名医护人员计算，东北以不到全国8%的人口，贡献了将近20%的医疗力量。在武汉封城第四天，沈阳准备了130多吨原本准备过冬食用的大白菜运往武汉，支援抗击疫情。

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对东北仍有许多负面的刻板印象，例如在小米预计将新能源汽车生产线设在吉林长春一汽的新闻下，仍可见一片唱衰之声。但我们应意识到，对僵化体制和糟糕营商环境的抨击，是错把果当作了因。

在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下，为了时代的进程，总会有下一群人离开。“东北文艺复兴”引发对下岗职工苦难历史新一轮凝视的现在，我们不应该遗忘那些被侮辱和被遮蔽的群体及其背后的历史，因为他们曾付出过真实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