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还给我讲过一个事，那时候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她看我都快饿死了，三四岁的小孩脖子支撑不住脑袋。家里还有一张席子，就是用高粱杆子和麻绳编起来的席子，大概有二、三十斤吧。我母亲居然还能背动，背着走了八里地到乌龙店集上，把这张席子卖了八毛钱。那个席子能干什么用呢？就是人死了，没有棺材，用高粱席子卷一卷，埋坑里了，当棺材用。我母亲手里有八毛钱了，但是集上卖什么的都没有，卖面的、卖馍的都没有。最后我母亲看到一个老太太卖红薯叶子，她是把红薯叶子煮熟，捏成疙瘩卖，我母亲就买了两疙瘩回来了。

我母亲回到村里，就碰到了我的两个嫂子，一个嫂子叫胡兰芳，另外一个嫂子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外号叫“老马克”，是我的堂嫂子，就是我说过的鲁长备的老婆。她们两个看到我母亲从村子外面回来了，而且一看见她们手就下意识的往怀里摸。我母亲一看见人，就害怕人把把她的两疙瘩红薯叶子给抢去了。我的两个嫂子就怀疑了，她赶紧往怀里摸，说明她怀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我的两个嫂子就上来抢，我母亲说：“你们怎么抢我呀？”她们说：“你是地主婆！抢你咋样？”她们两个年轻，有力气，就把我母亲的两疙瘩红薯叶抢去，一人一疙瘩拿回家吃了。我母亲空着手回来了，这张席子就等于白卖了。

我的嫂子胡兰芳和老马克，一过五九年，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都喊我母亲三婶子。三婶子长三婶子短，没有一点仇气。但是在五九年她们就那么对待我的母亲，那人饿的时候就什么情面礼仪都不顾了，不要脸面了。

到了六零年信阳事件以后，就把粮库打开了，给每一个人吃七大两，这就很好了，有一点粮食，让每家每户做饭了，就能够保住命了，大家都活过来了。到了六一年就基本恢复了，在信阳有一个生育的高锋。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是吃不饱

到六四年，我都记得事了。生产队用毒药拌棉种，就是三九一一，那个剧毒的农药拌，因为那个是一个新的品种，长得棉桃比以前的大。不知道谁家的小猪，也有四、五十斤了，吃了那个棉籽，就闹死了。我哥就和村里的老薛，老薛的老婆前面的丈夫，五九年饿死了，他是入赘来的。他们两个把死猪弄回来，剥了皮，给每家分了几斤肉。被当时工作队的队员知道了，他来说：“这个猪肉不能吃，吃了要闹死人啊！”就把猪肉背去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到了半夜，我哥哥睡不着觉，又跑去把土刨开，把肉弄回来了。谁舍得扔呀？家里一斤粮食都没有呀！我们家里吃了好几天，也没有闹死人呢！也可能煮的过程中把毒都释放了，我们把汤都泼了。你知道，我们每天看着盆里的肉多高兴呢。

小孩们肚子里还有蛔虫，大便以后就能看见白白的虫子在粪便里蠕动。有时候就在嘴里动了，用手一拉，这么长一条大虫子。虫子一般都藏在胃里吸收胃里的营养，能跑出来的虫子是极少数的。那小孩脸上这里一块癣，那里一块癣，就像一个花猫一样。那就是营养极端不良的现象，那时候哪里能够看到好看的孩子，个个都是歪瓜裂枣，他都没有饭吃，都达不到基本的需要，他能够长好看吗？

国家有时候也给救济粮食，但是要钱呢！麦子是一毛四一斤，玉米是八、九分一斤，我哥哥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五毛钱，可能从我舅舅家借来的。我们就拿这五毛钱到粮管所买了几斤玉米回来，赶一趟集，就买几斤玉米回来，你说，可怜不可怜啊？有些人给了粮食，还吃不上，还得等救济款，如果给两块钱，那就是巨款了。没有那两块钱，就是给他救济粮食，他也没有钱买啊！

我长大一点，还是没有吃的，也去讨饭。我们两个小伙子，我十一岁，另外一个十五岁，小名叫小靠，他父亲是五九年饿死的。我们两个跑了一百多里，因为我去安徽要饭的时候，从早晨走到晚上走一百二十华里。逃荒的大人在前面拉架子车，我们两个小孩在后面跑，谁给我一口饭吃啊？就饿着，口渴了跑到路边的水沟里，捧点水喝，我看到水里的虫子还在动，就赶紧喝，喝了就继续跑，到安徽省的灵泉县要饭。到乡下，我害怕狗，我就不敢到人家门上要饭，就吃不饱。但我们两个一起走，人多要饭，人家讨厌啊，就不给。小靠比较聪明。他说：“我从东头往西讨，你从西头往东讨，我们俩岔开讨。晚上，我们就到这个大树下面聚齐。”我每次讨几家，没有吃饱就到我们约的聚齐的地方了，我一个小孩子，等他他不来。等他他不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等他来了，我就不哭了。那个小靠特别好，负责领路和我的安全，他讨的饭他自己吃都吃不饱，都给我端回来半碗。我就赶紧吃……

那时候真是没有吃，没有穿。农民一年一人两尺布票，还买不起布。把这两尺布票卖给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用钱买粮食吃。如果一个人有两条裤子，就算是很富裕了。有两条裤子的人几乎没有，就是公社党委书记的孩子恐怕也没有两条裤子。

冬天那么冷，就穿双单鞋，春夏秋三季是没有鞋子穿的。到地里，那脚板在麦茬、豆茬上都是直接的踩，脚上都是厚厚的老茧，已经扎不出血来了。冬天如果不下雪，也还是打赤脚去上学，那有多冷！我一只脚踏上去，冷得缩回来，再换一只脚，又冷得缩回来，但是得去上学啊，最后就是咬牙切齿，脚迈开蹦蹦蹦地朝前跑……那时候就这么苦？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就这样。

有些人为了吃一碗饭，情愿去给人家干重活，比如说用架子车把土坯拉回家，那活是非常重的。我小时候只有十几岁，夜晚有月亮的时候，生产队号召社员去拉土坯，让几个人炸油饼，那每一人都想吃。我们几个学生也拿着绳子去拉车，我们也想吃那个油饼。队长说：“学生不行，过去在生产队没干过活的人不行。”不允许我们拉车。但是有一个女孩，叫玉兰，比我们还小，她早早辍学了，不上学了，天天和大人们一起干活，挣工分。她就可以拉车，可以吃上油饼。

我十来岁的时候，要给生产队放牛，给牛割草。我天天就背个草筐，给牛吃饱了，还要把牛粪背回来。有时候割的草多了，捆成两捆，用扁担挑回来。一个小孩，那一担也七、八十斤，我真是咬着牙齿鼓着劲担。肚子还饿着，有一次我实在挑不动了，特别的累，我想起来去要饭的时候喝点河水也能喝饱点，我去就沟里喝点雨水，黄汤水，喝了几捧水，再担草人就有劲了。我们本地没有草，还要跑到五、六华里以外去割草。大人挑胆子一晃一晃没有问题，但小孩受不了。我劳动了两年，可把我给累坏了。我的头往前伸，背驼着，都是那时候干活累着了，把我压得不长个子，我十一、二岁这么高，后来还是这么高。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虽然不搞大跃进了，但是地仍然在人民公社。地虽然种着，但农民还是吃不饱，没有吃饱过。麦子一打，粮食都上交国家了，给每家每户分个二、三十斤粮食，什么叫白面馍。我们没有见过，连麸子都吃不上。就攒着过年能吃顿饺子。那时候闺女回娘家，如果能够带几个白面馍回去，就算孝敬爹娘了。我们就盼着南瓜，南瓜政府不要，我们就赶紧吃南瓜。然后盼黄豆，黄豆也要交公粮，每家分不到二十斤。就上磨磨豆面，吃不上一个月，然后吃红薯。红薯不好储藏，公社的粮管所不收红薯，那么农民就可以吃了。那么第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都吃这个红薯。红薯吃到过年，一过完年，开始吃红薯片。那吃得多了，胃翻酸，大人小孩吐酸水，胸口疼。人一张嘴就喷出来一口酸水，就像那个白鹭拉屎一样，就“啪！”一声就出来了。不是吐出来的，是喷射出来的。我的父亲、母亲和年纪大的人，个个都患心口疼。

我上学的时候，那个吐的，有水缸盖那么一片，全是水，一年到头都不干。和我一起坐的同学讨厌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忍不住，它就自己喷出来了。到了联产承包制以后，地是自己的，收是自己的，农民的积极性就高了，走在路上，看到一泡牛屎，用双鞋底一夹，就这么捧回自己的地里。能吃上面了，大家的胃都好了。也不吐了。但是我的吐可是留下根了。

恢复高考那一年，我们小茴店乡一下子考了五个大学生，我考上潢川师范。我才第一次用蚊帐，是学校给钱买的。毕业以后，我当上了老师，拿工资了，吃国家粮了，铁饭碗，一辈子没有问题了，那在当地就是大熊猫级别的，哪个姑娘不想嫁给我啊。

我老婆家也是农村的，但他爸爸是教师，一个月国家供应二十九斤粮食，平时就在学校吃，假期他从粮库里买回家，和家里人一起吃，能补充一点。就那么一点点，我老婆家的兄弟姐妹脸上就看着有点红色，就好看一点。那时候，我之所以娶她，就是因为她脸上有那么一点红色。其他农民的孩子，女孩，除了脏，脸上颜色也不正。那脸发黑、发灰、发黄，身体不好都反应在皮肤上了。我说的都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现在的老人都说：“你饿，还有吃七大两的时候饿吗？”你说说，一个魔王犯了一个罪，让全国多少人饿死？还不让你说，你说了还要抓你。

为什么我们息县是重灾区呢？是因为我们河南省的省委书记紧跟毛泽东的路线，我们的区委书记路宪文又紧跟省委的路线，我们的县长许兰又紧跟路宪文的路线。如果其中一个人能觉得这事不靠谱，稍微打个折扣，就会好得多了。但是从上到下都是极左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