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当天，刘进是领队。接到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指令时，随父亲从河南赴京、一向低调的刘进对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去。"宋彬彬因此带队登上天安门，刘进却留在城楼下。

事后看来，刘进的这一个决定，造成了两人在文革中角色的重大分野。宋彬彬由此走向宋要武，刘进却仍然是刘进，一个普通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

宋彬彬登上了城楼，但她能给毛泽东戴袖章，自然也有她父亲的身份起作用。宋彬彬本人回忆，身后一个空军大院的男生鼓励她给毛主席戴袖章，而一旁站着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和宋任穷一块工作过（查阅履历，二人同授上将，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团政委，而宋任穷任第二纵队政委），认识宋彬彬，因而允许了宋彬彬去献袖章。

据宋彬彬本人称，毛泽东并未问起她的父亲，也不认识她，只是问了她的名字。"要武嘛"三个字也是随口说的。但这三个字的分量却不同一般，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掀起了红八月的"武斗"暴力潮，文弱的宋彬彬也从此变成了"宋要武"。

宋彬彬的高干子弟身份使她有机会去向领袖献袖章，但她保工作组的立场，却使她献袖章的行为在校内引起了争议，反对工作组的"主义兵"表示她没有资格献袖章，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运动方向发展。事后看来，"主义兵"可以说准确预测了领袖的心思。在戴上"红二代"宋彬彬献的袖章时，毛已在考虑对她的父辈"走资派"们开火，这或许是他不问宋彬彬父亲姓名，却亲自为她"改名"的真实原因。

当天上城楼的学生共400余人。如果刘进不是决定让宋彬彬上城楼而自己留下，这一情节或许不会发生。

2007年，改名实验中学的师大女附中评选杰出校友。起初参与评选的决定由宋彬彬自行做出。但以后对于宋彬彬出现争议，学校征求刘进的意见，刘进主张若拿下宋彬彬会对宋的负面影响更大，且宋彬彬不属于文革后受到清查的"三种人"（编者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行星科学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具备知名校友资格，因此建议保留。

校友们的意见影响了宋彬彬，几天后她决定继续参选。不料，参选的后果超出了她的预料，宋彬彬再次卷入漩涡中心。

近年来，刘进一直在和校友们推动还原8·5事件历史。2013年1月4日，在北京大学原禹贡学社召开的"8·5事件真相"研讨会上，刘进说自己一直想还原她和宋彬彬在卞仲耘和天安门献袖章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分担宋彬彬肩上的责任。无奈，这不取决于她。

3、男记者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袖章之后，下午返校，接受了一位《光明日报》年轻男记者采访。他听说了领袖对宋彬彬说的两句话，还让宋写下了这两句话。

两天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这篇文章以宋彬彬自述的口吻，将她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紧跟着转载，"宋要武"的大名播于天下。

宋彬彬说，这完全出乎她意料。她从来没有要改名为"要武"。但外界已经认同这一"御名"，宋彬彬开始收到成麻袋的信件，署名"宋要武"收。由于宋彬彬和宋要武两个名字都不便再用，宋彬彬改名宋岩，一直使用到文革之后。

宋彬彬究竟有无改名宋要武，连她的朋友们都不太清楚。陈小鲁是宋彬彬丈夫的同学，他一直到本世纪初听宋彬彬本人辩白，才知道她并未改名。

宋彬彬变身"宋要武"后，并未参与抄家破四旧。但她的武汉之行，却进一步加强了"宋要武"的影响力。据宋回忆，当时王任重动员她和刘进去武汉保湖北省委。这或许含有借重"宋要武"影响力的意味。刘进没去，宋彬彬却和四位同学一起去了，她自称原因是王任重是宋任穷老部下。

在武汉，宋彬彬发表了保湖北省委的文章，据她说署名本来是宋彬彬，被省委的人改名宋要武发表，而且加上了很多谩骂词汇。当时宋很意外。这篇文章影响极大，连宋彬彬的学校都被谣传改名"要武学校"。以后，"派鬼女儿"保湖北省委之行也成为江青打倒宋任穷的一条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