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在北大发生的规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后来又再“补划”，一共划了716个右派分子。另外，据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842人受到各种处分。因为没有公布被“划”者的名单，现在不清楚这一人之差是如何产生的。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更加令人震动的是，1957年5月中旬，当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学校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文件的时候，毛氏已经开始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部署反右（5月15日）。北京大学学生响应上面的号召，从5月18日开始贴大字报批评CPC共产党的工作，进行上面所说的“大鸣大放”。他们对政府和大学当局的批评，进行了不到三个星期，就全部成为他们的罪行，使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陷入“敌我矛盾”的深坑。这种策略被毛氏事后得意地称为“阳谋”（作为对“阴谋”指责的反驳）。不管称之为“阳谋”还是“阴谋”，这一“谋”的后果，仅仅在北大一所学校就是七百多名“右派分子”和八百多名被处分者的长期灾难，在全国，则是数百万人受到迫害。由于上面规定普通工人农民中不抓“右派分子”（不是网开一面，而是另有名称，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所谓“知识份子”又只有五百万，那么“右派分子”在其中的比例，显然是非常高的。

“反右”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惩戒机制。首先，权力当局大规模地以言论定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尽管这些人并没有违反当时的宪法也没有危害他人。第二，本来学校能作的最高处罚不过是开除学生学籍或者解雇教职员。学校的学生教员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统可以审判。中共北大党委把七百多名教师学生划为“阶级敌人”加以惩罚，这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权力。

而且，对“右派分子”不但实行惩罚，而且惩罚不设定限量。一批“右派分子”被学校直接送去无限期“劳动教养”，以致他们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二十年。他们中有人在“劳改农场”被饿死。有的在“劳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甚至“摘帽右派”也仍然是一个坏身份。更加恐怖的是，他们中有人被判处了死刑。笔者现在找到的有七个名字。

这种大规模的迫害的理论基础，是毛氏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他把人际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区分的标准，并不是法律。他宣布某一类人是“敌人”，就是敌人，并且实行他规定的惩罚。这个处罚可以一直重到死刑。这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完全不曾有过一般法律上的重罪如杀人，抢劫或者强奸。他们被处死，罪名是他们的思想或者言论。一个人思想或者言论方面的“右”，就可以成为施行惩罚甚至死刑的依据。

北大划“右派分子”是分两期进行的。第一批划了511人即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分子”。但是“上面”认为中共党委书记江隆基（他1927年加入共产党，“反右”后离开北大后到兰州大学任领导，文革一开始就被中共甘肃省委列为重点对像并遭到野蛮的“斗争”，1966年6月25日自杀身亡）工作不力，1957年10月，国务院派来了陆平（周恩来亲自和陆平谈话后派他来到北大，此前他为铁道部副部长，文革中他也受到残酷迫害），继续进行反右“补课”——一个学校里关于教学的专门术语，被移用到了在学校里实行对教员学生的迫害中。这个“补课”，使二百多人被“补”进了“右派分子”中。“右派分子”在北大总人口中的比例从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

划“右派分子”时，预先制定百分比或者各地人数配额，以确保实现总体效应。明显可以看到，北大先是按照百分之五的人数比例划了“右派分子”。后来“上面”传下指示说北大划百分之五不够，北大就进行“反右补课”，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反右”时毛氏在干部会议上讲，北京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划的。这种按照事先规定的数字来抓人惩罚人，在历史上只有斯大林作过。斯大林的指令，包括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各地的死刑和逮捕数字以及他自己亲手写的有杀人数字的字条，都已经公布。

“反右”在北大虽然不像文革那样普遍使用暴力对人进行殴打和侮辱甚至活活打死，但是已经相当野蛮。物理系学生刘奇弟贴大字报提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他因此被定为“右派分子”。一名受访者说，1957年他12岁，家住北大旁边海淀镇，有一天到北大来看电影，在北大看到被捆在树上的刘奇弟——因为听到人喊“打倒刘奇弟”，他知道了被绑在树上的人的名字。刘奇弟要说话，有人大喊“把他的嘴堵起来”。这名受访者不记得那天是几月几号，但是记得那天去看的是苏联电影《绿色的锁链》。应该是在6月上旬开始“反右”之后。刘奇弟后来被判刑15年，1961年死于狱中。

在“反右派”发生九年之后开始了文革。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受到了进一步的攻击和惩罚。假使毛氏活得长一些，没有在1976年死亡，“右派分子”在1978年依然不可能“改正”，而且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年月。“右派分子”在毛氏死后过了两年才得“改正”，他们受迫害的全程长达21年。在采访中，一名自己并非“右派分子”但一直同情“右派分子”的受访者使用了一个说法，叫做“右派面孔”，意思是当过“右派分子”的人脸上有一种特别的压抑的表情，明显到使人能把他们从人群中觉察出来，连他们得到“改正”以后那种表情都依然还在。显然，这种特别的“右派分子”的面部表情，是长达21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后形成的。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分子”中七人（可能还会发现）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七人中有六人是在文革期间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占全部716人的百分之一。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大学的学生来说也是极高的比例。甚至现在也还没有了解到在北大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有毕业生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死刑。

被判处死刑的七人中，六人在被划为“右派分子”时都是北大学生。其中只有一人是教师，在两年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也就是说，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后来被判处死刑时，都很年轻。

黄中奇1957年时是哲学系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在宿舍中他与看管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1958年1月被公安局逮捕，同年夏天被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文革后得到“平反”。关于他，校史《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8》写道：

（1958年）1月30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黄中奇（哲学系心理专业学生）于29日晚持刀行凶，刺伤了心理专业四年级班会主席张博源和前去阻拦的杨恩寰同学。今日上午8时，学生会召开批斗黄中奇的大会，会上，大学办公室主任蒋荫恩代表学校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宣布开除黄中奇的学籍并交送司法机关惩处。市公安机关当场将黄逮捕。

黄中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后，不久就被判处死刑。当时让北大各班派学生代表参加了“公审大会”。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东交民巷口的一个会堂举行。历史系的一个学生代表回来后告诉班里同学，在“公审大会”上，黄中奇被抓出来的时候，身上穿的是汗衫，脸色苍白，白得像白报纸一样，大声地哭，说：“我有罪，我有罪，饶了我吧。”判决以后，立即执行。那是1958年的夏天，日期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