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这一角我们所窥见到的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危机中的处境和思虑是复杂、多面和动态的。戴晴强调邓在毛后改革中的“两头为难“，邓要推动经济改革是面临着“自己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披荆斩棘的压力”的；另一方面，戴晴也清楚地看到了邓对“大权不可旁落”的执着，对赵紫阳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诉求的“腻烦“，还有对民众的冷血无情。用她的话来说：“邓小平最恨的就是分权啊：分共产党的权，分他小平的权”。这样一个邓小平，最终走到铁血镇压民众的“六四“屠杀，在本书的记述中，似乎关键因素在于其他力量如何利用他的某一方面。学生的”激进“与赵紫阳的“天真”，给陈云一派可乘之机，可以“有缝子”对邓“下小话”，这推动局势走向愈益紧张；邓却也明白陈云们的矛头所指在于自己，因此直到决定戒严之际仍然“没有完全放弃“赵紫阳，而是”打算在他忍辱低头之后，继续用他推进自己的改革”。也正是为了在不得不拿下赵紫阳的同时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邓小平调部队进京，其“目标指向”是陈云等“党内权争对手”。

作者的上述分析，确实超越了“非黑即白“的框架。我一向鼓吹认识论上的”多色调“方法，也就是用不仅黑白两色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在我的认知中，所谓”多色“是包含黑白两色的，只是并不仅仅黑白两色。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在和平抗议的学生及民众与出动机枪坦克的当局之间，毋庸讳言，我的态度是黑白分明的，毫无犹疑地站在前一方面，哪怕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我看来，作者同样也是这样黑白分明的，她为此付出的人生代价要高得多。通观本书，作者对于1989年的民众抗议，态度是鲜明的，她对学生运动提出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黑白分明不等于非黑即白，非黑即白也不否定黑白分明。我想，发生争议的原因之一，也许在于强调超越“非黑即白”的时候，许多人就看不到其中的黑白分明了。

中国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以邓陈之争为主线来解读1980年代中国的政治进程的。从我研究政治制度及其变迁的学术思路来说，却还是倾向于认为：邓小平、陈云之间的政见与权力之争固然是深刻、有时甚至是尖锐而激烈的，但却是在中共制度的框架下展开的，也完全是在维护中共垄断权力的共同立场上的。因此，这种权力之争乃至政见之争没有超越、也不可能超越他们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制度框架和共同立场，决定了邓陈同样视民众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作为和中共内部支持民众争取政治权利的力量为洪水猛兽，必欲消除之。1986年学运与1989年民运的结局，胡耀邦与赵紫阳的下场，都清楚地体现了邓陈的这种共同立场。至于在这种共同立场之下二人关于权力分配与政策分歧的算计与攻防，也许的确构成了1980年代直到天安门事变的高层政争的一条主线，但这条线应该放在如戴晴所说“超越非黑即白”的多色光谱中来考察。当1989年学生与民众奋起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抗争进入高光时刻之际，邓陈之间在密室中的勾心斗角，甚至他们之间关于经济市场化的政见鸿沟，可能也就被高光逼入晦暗之中了吧？

将之拎出晦暗，并从那个角度审视1989年的事态发展，是本书的贡献。

“革命”的是与非：关于1989年学生运动的争议

对于革命的反省与批判，也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1990年代以来共有的一个思考重点。这样的反省与批判出自戴晴，难能可贵。本书有言：“第一祸害中国的，是革命！”并把对于“革命”的反省与批判推进一步，涉及到作者所说的“革命体制“作为”一个双向血腥筛选机”，在其中，“不论在朝的统治者还是在野的叛逆者”，可以同样有利于那些“对生命漠然、对人权漠然的最血腥者”。这样，本书对于“革命”的批判就不单单指向作为共产党革命胜利者的掌权者们，而且扩及“深深沉在塘底”的所谓“革命体制的淤泥“。

作者由此出发对于天安门学生运动进程及领袖所作的批评，可能是作者关于1989天安门事件的所有言行中最有争议的一部分。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作者是充分肯定“427大游行”的，认为这“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真正的学生运动，可看作是中国自开放改革以来努力进入现代民主政治的成功实验性实践”。但是，作者感慨，“可惜正义的、以学生为先导的常规抗争，没有在这里打住“。接下来，到5月13日的再一波运动高潮出现时，作者是这样叙述的：“激进领袖率学生进占天安门广场：只知开场、不管如何收场的大规模绝食开始了。开明派官员的努力宣告失败”。“激进学生”，“形右实左”——这是本书对后期学运的概括。

即使对于四月的早期学运，作者也批评他们“几乎没有得失与策略思考”，“他们对党国的政治运作机制及改革没有像样的了解、深思甚至构想，有的是情感和理想的抒发”。作者写道：“一次次上街的抗议者，提出的‘民主诉求’多么空疏与情绪化；民主的社会达成，如若没有一毫米一毫米的协商而逐步推进，有可能吗？激烈空疏大口号（包括行为），不过是最容易为政客所用的情绪宣泄呀“。我认为，这些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但需要深究的是：党国有过想让包括学生在内的民众”了解“其政治机制及改革的意图与尝试吗？

作为198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改革的参与者，我当然了解，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前后所着力推动的政治改革提出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公开性原则，也曾努力推动社会协商对话的展开。不过，尽管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些原则和建议，但是，推动这些原则和建议进入政治实践的进程却极为艰难。在这个意义上，从总书记赵紫阳到中共所谓的最高权力机关十三大的代表们，其实都不能代表“党国”，而只有那几个垂暮之年的老革命家在代表党国。在1989年事变中，如本书所说，“民心、党心、军心”都不在邓小平一边，但是，中共制度的要害恰恰在于：它从根本上就是与民心作对的！如果中共的“党心”和“军心”站到了“民心”的一边，这个制度一样与“党心”、“军心”作对。说到底，中共专制制度的本质在于专制者出于私心而垄断军权、挟持党权、篡夺政权、剥夺民权，其他人——遑论民众——在政治中哪有什么了解、协商、构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