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中共“枪指挥党”的高层权力逻辑运作刻画得入木三分，显示作者深刻理解中共制度的上述本质。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改革进程，似乎也让戴晴和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们相信“理性渐进”的改革空间总是存在的，至少在1989年还是存在的，哪怕危机已经爆发，杀机已经浮现。本书写道：“进入1989年，中国知识界为争取国民基本权利与民主，仿佛拍击堤岸的海浪，一波接一波“。作者亲身参与其中的实践，包括就三峡工程公开提出反对意见，显示“其实民间政改的路径，并非只有从意识形态批判到街头抗议一种”。她强调，在专业领域里，有具体而可操作的方案，而不是停留在“激烈空疏大口号”上，“从工具向公民的转换”是可以“一毫米一毫米”地推进的。

“毫米推进”或“蚕食战略”无疑是重要的，对于一个深陷整体主义思维方式、至少150多年来总是处在无能而焦躁的集体心态之中、动辄期盼一蹴而就一举而得的这个民族来说尤其重要。但是，“毫米推进”早晚必定碰到一个瓶颈。在1989年天安门，如同作者在书中所说，当知识界在悼念胡耀邦时“挖到了中共建政之后一系列失败的乃至罪孽的根源，跺到了“个人专权”与“非程序化权力更迭”这要命的痛脚“之际呢？

对革命的反省必须与对“改革”的执着扣联在一起吗？对共产革命的批判可以等同于对于革命的总体否定吗？人民的革命权利怎样才能从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中剥离出来，并在实践中不是承袭共产党“革命”所积淀的体制与文化“淤泥”，而是展现与个人权利、公民自由、民主参与、宪政建设相一致的风貌与效果？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对此有困惑也有思考，这次受本书启发而愿意再次将这些问题提将出来。

赞“有限的史料和无尽的叩问”

以上我试图突出并讨论本书的两大贡献：第一，对1989天安门的中心人物之一邓小平、也对当年事件，本书提出了不是简单化而是考虑多面性、更强调多种力量在动态中相互作用的观察和分析方法；第二，本书指出了在中共长期统治、洗脑、驯化的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吊诡现象，即专制政权与反专制的民众之间有某种共同的文化积淀乃至心理同构，而这可以构成中国从共产党制度转型到民主制度的一个巨大障碍。这两点显示了作者具有穿透力的洞见，是本书“新的思索”的宝贵价值所在。

本书还有第三大贡献，也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贡献，那就是：提供了此前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包括披露了作者因特定身份而有可能了解到的中共高层某些内情。就后者而言，比如“开篇”的中心情节，即1989年4月15日中共国台办主任汪锋透露邓小平考虑从宪法中去除“四个坚持”，又比如李先念5月4日见过赵紫阳后在医院病房光脚转圈儿。读者不必尽皆同意作者对于这类信息的解读和基于这类信息而对当年事态发展所作出的判断，但是，这些信息本身的历史价值是难得的。

尽管作者发掘了独到的史料，但是，她强调自己所呈现的是“有限的史料和无尽的叩问”。我认为，作者这种治史态度特别值得赞赏。面对重大的历史公共事件，谁也不应该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真相和真理，也不能因为仅可了解与探索到部分真相与真理而不去记述事实与发表看法。“六四”镇压以来的三十五年，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整个民族在国家暴力、政治高压、物欲横流与信息扭曲中几近丧失了讨论、探索、争辩、对话的能力。生发、培养和提高这样的能力，对于走出1989年天安门悲剧及其长长的黑暗影子，对于完成1989年天安门诉求的未竟之志，对于平复历史巨创而走上希望之路，是非常重要、极为根本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实践和治学治史读书读史中能够身体力行的。

是为序。

2024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