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对待“个人权威”问题上，从1949年以后，比较明显的有两次曾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谦虚”。

一是如上所述的八大前后。事实上即便在中苏两党的“蜜月”时期，苏联领导人也不赞成中国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列的提法。批判斯大林以后，苏方更明显地表现出对此的反感，而毛泽东心里也是清楚的。在中苏论战期间，有件事极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很值得“玩味”。毛泽东对“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亲自做过一处重要的修改。原来的文稿中写道：“早在三十年代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在这句话里加进了刘少奇的名字。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在中共正式文件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显然有为弱化“个人崇拜”矛盾焦点，而“不得不”的意味。这种提法，之后便绝无。

二是1971年“林彪事件”前后。毛泽东一度表示反对林彪的“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等吹捧之词。其本意则是在抑制林彪的野心膨胀，置林彪于尴尬。

可见，毛泽东的这两次“谦虚”是非常态的，都另有缘由。众所周知，刘、林二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都曾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刘、林的政治生命，又都是因这种特殊地位多少让毛泽东感到“个人权威”受到挑战，戛然而止。用“打倒走资派”、“路线斗争”做说词，实在有些“冠冕堂皇”。

对领袖个人权威的极力维护，既累了毛泽东，也累了中国。

论战缘何“步步升级”

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文章经过毛泽东本人参加讨论修改，系统阐述了中共对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以批判南斯拉夫为名，尖锐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

选择列宁诞辰的时候，批评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此举极具震撼力。特别是这三篇文章编成小册子，印成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开发行，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大的反响。由此也可以看出，中苏论战以在国际上公开的方式展开，是由中共主动发动的。这一招，使苏共恼羞成怒。这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公开指责，同这三篇文章不无关系。就在这年7月，苏联决定撤回所有援华专家。

中苏公开论战的标志，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近四万字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评”）。探究“中苏论战缘何开”的直接原因，就不能不关注在论战前后，中苏两国各发生了一些什么诱发和导致论战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1962年春天，“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导致的饥荒，诱发了中国新疆几万人越境逃苏事件。经调查，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参与并纵容了事件的发生发展。为此中国政府极为不满。

二是1962年10月，爆发了中印边界战争，苏联采取偏袒印度的做法，进一步激怒了中国。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道德价值衡量，这无异于“吃里爬外”、认敌为友。

三是1962年10月，苏联在加勒比海古巴“导弹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在这前后，中国对苏联的对美政策公开提出批评。在这场危机过后，苏联很快就迁怒于中国。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

四是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在中国看来这无疑是美苏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自然遭到中国的反对。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条约在莫斯科出笼时，中苏两党正在莫斯科进行会谈。

这四个事件，都是直接涉及中苏两国现实国家利益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理论，倒没有多少关系。这种屡屡针对对方国家利益的相互侵害和指责，显然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围，必然导致根本利益冲突，公开论战也就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希望停止相互指责，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苏共所以主动向中共示好，试图缓和越绷越紧的苏中关系，与苏联当时奉行的国际政策有直接关系。在苏联看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中苏矛盾的加剧，不利于苏联在和美国争霸的较量中，讨价还价。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2月21日来信的复信，赞成举行两党会谈。就在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当中，3月30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苏中两党会谈的基础。4月2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了一封长达两万多字的信，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此信列出二十五条，详细阐述了中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立场观点。在这封信中，中共对总路线做了如下阐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会上双方轮流发言，当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这个约定本身，也反映了当时双方的分歧和对立已经不是会议协商能解决的了。第一天的会谈，主管苏共意识形态的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隔了一天，7月8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五个小时。整个会谈，基本上是中苏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观点，根本谈不到一块。就在会谈进行时，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苏共的党报《真理报》上发表了近四万字的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至此，会谈完全破裂。7月21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也到机场欢迎，场面之隆重是建国以来所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