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父亲生前用过的书橱，发现了两本书。一是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苏联报刊反华言论》汇编，一是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即通常所说的“·九·评*”）。这两本书，详细记录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论战的内容。整整四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十年“文革”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已大大地修正了自己的思想路线、治国方略；苏共则已由朝到野，改弦更张，至于苏联，更是分崩离析，面目全非。
时过境迁，有了足够的历史空间，再去品味那场论战中双方的观点，竟有一种成年人重新翻阅过往少年时代日记的感受。当年论战双方都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引经据典说明、申辩自己的正统，批评对方如何离经叛道。开始时双方都很克制，也注意用语的礼貌，确似“大家庭”内部的切磋，彼此致信都以“亲爱的同志们”相称。文中提到对方的观点，也是“中国同志”如何如何说，“苏联同志”认为怎样怎样。而且中苏双方彼此都完整地公开发表对方的文论，颇有谦谦君子之风。如我手头上的这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就全文转载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只是随着论战的不断升级，“火药味”才渐渐浓烈起来，先是往对方头上扣各种丑化的“帽子”，遣词用语也变得越来越尖刻，直至发展为水火不相容。
这里，我们不妨把当年中苏相互指责对方的要点概述一下。中方指责苏方：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否定斯大林”，主张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认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方指责中方：“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大跃进是经济狂热病”、“狭隘的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
有一点双方则是共同的，即都认为论战由对方挑起，而且是对方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制造分裂。
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公开论战，发生在1963年至1964年。而探究中苏论战缘何而开，则要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说起。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地震
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赫鲁晓夫揭露了一直被称为“伟大统帅”和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在主政期间的种种专制暴行，指责他“有病态的疑心”，是“迫害狂”。紧接着，苏联几乎释放了全部在押的政治犯，为1935年至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苏共二十大还提出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主张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赫鲁晓夫此举，显然有摆脱斯大林影子、树立自己领导威信的意图。但也是苏共勇于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进行部分改革的先声。
1956年，苏联对个人迷信及大规模政治恐怖的清算，对按苏联模式建立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精神大地震。一时间反对极权及其个人崇拜，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潮流。随后，匈牙利和波兰因为对斯大林及其在东欧的追随者的清算，曾一度造成重大的社会动乱。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反对个人崇拜的大背景下，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也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这不可避免地对毛泽东形成一定的压力。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甚至删掉了“毛泽东思想”，八大还增设了党的名誉主席职位，这个职位到底留给谁？也是不言而喻的。1956年秋至1957年春，中共开展的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和给党提意见的“大鸣大放”，明显也是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应该看到，赫鲁晓夫与苏共二十大、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国知识分子与“大鸣大放”这三者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极权专制的斯大林模式。然而，在怎样看待“地震”和“动乱”上，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却都存在一些片面性。
赫鲁晓夫及其苏共把“斯大林现象”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出了问题，而不是从体制上找原因，对波匈动乱，则采取了斯大林惯用的“镇压”模式。正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所说的，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的同时，却完整无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体系。尽管他从民族的心灵上消除了这个恶魔，但他从未消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义”。
毛泽东则将上述现象归结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妄图“复辟”。经过短暂的沉默、观察、判断，做出了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选择——全面“向左转”。概括起来就是：“捍卫斯大林”，“反击右派”，“强调阶级斗争”。接下来“向左转”更延伸到经济领域，这就是后来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一“转”，基本上是一去不复返，直到1976年他去世。
正是中国的“向左转”，使后来的中苏分歧和论战成为必然。
“向左转”与维护领袖的个人权威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召开的。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反对党内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也成为大会的共识。应该说中共八大制定的基本路线同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主流思想是相一致的。可到了1957年，毛泽东就改变了这种看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的斗争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到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就背离了中共八大的结论。
1957年的中共，更准确地说是毛泽东，为何几乎是突然“向左转”？以往史界往往将其主要归结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反对苏联控制，或者是毛泽东的革命理念与赫鲁晓夫路线之间的根本冲突。这种种分析判断，或许都有它的道理。但论者往往忽略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和中国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年不断“向左转”，有着密切关系。苏共二十大及其引发的波匈事件和日趋恶化的中苏关系，“右派进攻”，实际上不过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向的催化剂。关键是，只有“向左转”，才有利于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有利于维护和强化既定的政治体制。
如果我们将1957年“反右”和后来的“文革”进行一下比较，便不难发现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的一些共性的东西。第一，发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通常是在他个人的领导地位或权威遇到挑战时；第二，运动前给运动对象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甚至不惜“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然后大讲阶级斗争及其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危险性；第三，运动以突然的形式启动，其突然程度让运动中被整肃的对象毫无准备；第四，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针对知识分子展开，最后，运动以进一步“向左转”结束。而个人权威受到挑战是运动的前提，也是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个人权威遇到挑战的程度、威胁个人权威力量的大小、改变的难易，又决定了政治运动的规模、持续时间和“向左转”的程度。如果把1957年至1976年作为一个大的周期，这期间还有几个相对次级的政治运动，如1959年针对彭德怀的“反右倾”、1971年的批林彪（毛泽东亲自明确林彪是“极右”）、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向左转”和维护、强化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在现实政治中成为互为因果的统一体。一方面，没有极权体制的领袖权威，“向左转”就转不动；转了，也难以持久。另一方面，只有不断“向左转”，才能为维护和强化极权下的领袖权威提供土壤和环境。正是这种因果互动，决定了1957年至1976年中国社会的政治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