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与苏联论战，早在1962年年底，中共中央便正式成立了“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是康生，吴冷西任副组长。小组的成员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和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乔冠华、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最后两位因病没有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起草的“反修”文章，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常委审定。从1962年12月起，一直到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都集中在钓鱼台办公。“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前夕，这个班子方告解散。
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打出了彻底批判苏共领导“现代修正主义”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发表了《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又连续发表了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其他八篇文章，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推向高潮。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评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公开信的系列文章共九篇，通称“·九·评*”。这九篇文章除了上述一篇外，还有：“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批评矛头直接指向苏联，不再有所掩藏。原来还准备有“十评”，只是由于赫鲁晓夫的突然下台而作罢。
中苏论战，进而发展到中苏交恶，实际上主要是中苏两党、两国领导者为巩固捍卫自身的领导权威，进而维护国家利益使然。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及到东欧、东亚十几个国家的“东方社会主义”，其典型的体制特征就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的政治结构。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必然成为政党之间的矛盾。中、苏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存在利益的差别和矛盾是自然的。虽然战后东西方冷战，掩盖和化解了两国间的很多矛盾，而一旦外部气候缓和，或遇到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仍会表现出来。对中共来说，主要就是不愿听从苏联“老大哥”的支配，想谋求政党、国家间的平等，而苏联则想维护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从根上说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双方对“马列主义”的引经据典和标榜“正统”，不过是用来说事的“大旗”和“虎皮”而已。
但是，存在利益差别和矛盾，未必一定要发展为敌我对抗。中苏两党从内部意见分歧一步步发展为公开论战，直至发展为两党、两国的对抗，甚至接近战争的边缘。这种发展演变，其实并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中苏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中苏论战的不断升级，还有另一个深层的原因。中苏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均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有效的纠错机制。“反对意见”在中苏两国内部都难有存活的空间。事实上，从分歧到公开论战的七年中，双方曾有过一些可以相互妥协、退让的契机，中苏两国内部对激化两国矛盾的政策，也都有过不同的意见。从国家利益的大原则出发，对相互关系做一些调整，使论战适当降降温，起码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但中苏两党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使主要领导的意志很难得到修正。即便有主张缓和的人，也不愿承受妥协、退让，更别说承认错误可能会带来的国内政治风险。而恰恰相反的是，起劲地按领袖意志同对方坚决斗争，反而会获取国内政治资本。康生、陈伯达在“文革”初期得到重用，与此不无关系。后来，毛泽东在重新启用邓小平时，仍把邓同苏修“坚决斗争”视为很重要的理由。这种“无路可退”的体制，使论战的立场、观点具有了某种“刚”性，这也是促使论战你追我赶、步步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曾试图缓和中苏关系，但中国“向左转”的路线以及苏联的霸主心态在高度极权的体制下，都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改变难，调和也难，两个大国的分道扬镳，已不是换个领导人所能左右的了。赫鲁晓夫的下台，使中苏论战告一段落。而接下来，中苏关系便急剧恶化，每况愈下了。
对中苏论战的反思
综观“·九·评*”，不外是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而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甚至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不断进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这也正是中国“向左转”的基本指导思想。尘埃落定，再来比较中苏双方的观点，不难看出，显然是苏方的观点更具合理性。因为当社会演变到今天，居然基本上可用当年中方给苏方扣的诸多修正主义“帽子”，用来描述中国的现实状况。而苏方点出中方的问题，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很多都作为“极左”错误，进行了“拨乱反正”。
正是“极左”观念作祟，“·九·评*”在立场方法上充斥着很多“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甚至“无事生非”的无端指责。最典型的就是对南斯拉夫的攻击。认为南斯拉夫已经复辟资本主义，这里我们不妨把“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文章纲目列出，从中也可大致了解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主导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
(1)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2)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3)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4)美帝国主义的附庸；(5)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6)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7)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8)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呢？(9)简短的结语。
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去分析这些指责的对与错了（中国已经用自己改革开放的实践做出了回答）。单从战术层面讲，中苏论战，把第三方扯进来批判一通，既不能理清中苏的分歧，还制造了新的分裂。有意思的是，当中苏关系破裂后，铁托又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难得毛泽东赞扬的人物。尽管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衡量，南斯拉夫被认为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修正主义”最严重的，甚至已经“资本主义复辟”，却并没有妨碍南斯拉夫后来成为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少数几个东欧国家之一。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真的看重意识形态的那些原则。对南斯拉夫和铁托态度的变化，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帮助我们认识中苏论战缘何开。
中苏论战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可以说邓小平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给中苏论战做了政治结论。同时他还谈道：“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要害是“不平等”，却非要上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上去争是非，这不能不说是中苏两党、两国治国策略上不成熟的表现。
中国和苏联经过各自的社会变革，都已经否定和抛弃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实践已证明都是错误的路线，再辨析和判定谁对谁错，已没有意义。从修好两国关系的角度出发，而又保护各自的情面，邓小平各打五十大板的解释，可能是最好的选择。1989年春，已经退居二线的邓小平，之所以要亲自与来访的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谈，也是想在他的手中亲自了结中苏两党的恩怨，开辟未来。然而接踵而至的苏联解体，苏共倒台，使这种解释似乎又成为了多余。
如今，“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国际性。“总路线”也已经没有任何政党和国家认同。即使再想“论战”，恐怕连对象也找不到了。“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对立的阶级”、是不是“全民国家”、共产党是不是“全民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社会主义能否“和平过渡”和帝国主义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吗，当年那种在“同志”名下的争吵，不管多么激烈，在今天看来，都已经变成一种带有童话色彩并连带某种亲切感的历史回忆。
当我翻看中苏论战那些由大量空洞辞藻堆砌起来的文献时，我一直在想，按照中国当年的逻辑，今天的中国，肯定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了。因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定位下，今天的中国，沿着市场经济模式，已经比当年的“南斯拉夫”走得更远了。“资本”在现今的中国，不仅已经有了“市场”，而且成了全国上下到处拼命引进的东西，成了社会财富的代名词。
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中苏论战，从功效上看，既没有达到明辨是非，也没有实现存异求同。而论战使双方对立的加剧，特别是中国走向“极左”的政治路线，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概念化的争吵和给对方“扣帽子”，无助于解决思想问题，更不可能改变对方的立场。当年主持中方论战的邓小平，几经磨难复出主政后，在国内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问题上，或许是受了过去中苏论战的启发，采取了明智的“不争论”政策。果真如此，也可算是中苏论战的另一种收获了。
（选自《温故》（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