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安全考虑，"无趣"是不想成为"反抗英雄"的另一个原因。在《波士顿书评》上，有人物访谈、新书序言、学者旧作，有深圳日本男童遇害事件的评论，还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专题。罗小虎说，"我就是想做个有常识的正常人，读点儿高质量的书，说点儿有人味儿的话。什么是正常人的生活？就是既不用因为害怕去逃避什么，也不用为了迎合谁去拍谁的马屁。"

相比之下，已颇有声誉的博登书屋觉得自己是有"使命感"的。荣伟说，"我们博登书屋就是要在国内、香港的出版比较艰难的情况下，慢慢扩大成一个平台，树立起一面旗帜，倡导华语世界真正的言论自由表达。"这个毕业于北京大学，多年辗转于北京、深圳、纽约的艺术界与思想界的老人，越说越激动："难道我们这个民族就这样毁了吗？"

罗慰年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无所不在的时代，问题是怎么涉及政治？是以激烈的方式还是以温和的方式？是以战术对抗的方式还是以战略的高度去介入政治？"在他看来，不与当下的中国政治产生直接冲突，用人文主义的立场，各种生动有效的表达，渐进地推进文明的进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孤岛外的"排气孔"

出人意料的是，当自由亚洲电台提问这些出版物能否反哺中国时，几乎所有人都给予了乐观的回答：当然。

《波士顿书评》创办后，罗小虎收到了超出预期的订阅，从邮箱判断，有不少都是中国读者；还有人免费帮她推广，甚至帮她约稿。她说没有稿费，对方答"不必担心，我来替你付稿费"。深圳男童遇害后，她收到了日本著名汉学家阿古智子主动发来的评论；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林明仁，马上就将为罗宾森的台版著作《自由的窄廊》导读免费授权发表。

罗小虎有种突然踩到了"中文领域的空白"的感觉。这使她开始有了"一点点事业心"。她刚刚注册了非营利公司，想着再注册一个独立网站，"要好好做一下"。

《人文中国》的编委会成员几乎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集合。当自由亚洲电台询问是否经历了艰难的说服工作时，罗慰年回答"不必说服，都愿意支持"。他说，中国的学者把他们当成"孤岛文化"的一个"排气孔"，否则，他们的写作就可能只是"抽屉写作"。

这样的鼓励，荣伟也收到了很多。许章润称博登书屋为"自由之声的象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则将博登书屋比做"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出版社群"，是作者们的"精神战友"。在出版了《高耀洁画传》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对荣伟说，"我相信你们现在正从事的工作是一种对知识和道德资产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也将使中国受益。"

即便已经完成了最初定的一千册的目标，偶而，张适之还是会陷入疑惑，"就算影响了一千人，也很微不足道"。是他的作者、中国散文家土家野夫让他感到了释然。"野夫说，因为不能出版，他早就不想写了。但我这个出版社的出现，让他又感到写作是有价值的。我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一点点意义和可能性，他现在又觉得，他还可以再写一些。"

更让张适之感动的，是许多在日华人主动帮他卖书，有开饭店的，有开中华特产店的，在网上与他结缘，就在自己的店里为读道社辟出一席之地，帮忙向客人推销。

日本华人在奶茶店帮忙买书（X截图/读道社）

一次次送书，成了网友见面，没有"见光死"，张适之反倒发现大家个个"身怀绝技"。比如在一个奶茶店讨论导购海报时，店主说：我就是搞广告设计的，等我想到合适的灵感和文案，我就给你做一个。

这些都让张适之受宠若惊。他说，"我还是要坚持，反正我的目标就是百分之一嘛！我可能不知道哪一本书是最后一本，但有一本书，就出一本书。"

他的下一本书已经策划好了，是中国作家吴思分析"官家主义"的一部分，取名：顶残——来自顶层权力对中国市场的残害。"封面设计是把'顶'字砍上几刀的感觉。"

（罗小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