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患深重，是当年中国所面临的基本态势，这一情势加诸中国人以极大的心理压力并支配了大部分人的价值取向。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深层的最高判别准则。自由人权民主科学价值种种，在人们心中，无非是拯救这个古老民族的药方之一而已。即使是以自由主义自命的知识分子，当他们认为人权自由会妨害国家利益时，就会决绝地抛弃之。对其中的大多数而言，如下这一更根本的问题似乎从未进入其视野：民族国家强大的根本目标是什么?难道不正是保障并实现国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倘若离开了这些个人的基本权利，富国强兵何在?国家主权何用?徒然满足专制统治者的虚荣心而已。

他们所开的更大的历史玩笑还在于，当牺牲了国民的基本人权后，人们发现，与其预期相反，不仅没能富国强兵，与其它国家相较，中国反而更加贫弱。这种双重失落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悲剧。

反之，七十年过后，综观世界，以保证基本人权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大部分竟然意外地同时获得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富国强兵的结果。简言之富国强兵的目标常常是在以保障人权为本的民主法治社会中附带获得的副产品。这一目标在开初是并非置诸首位刻意追求的。胡适之当年的一句话点明其中的逻辑关系：“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然而，谈到这里，笔者以为不能不首先澄清近年来颇流行一种决定论推理：五四的主流----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逻辑上导致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支配中国思想界，这就使一九四九年中共夺权成为必然。

上述推理是过于简单化和武断了。其中每一论断都经不起推敲。五四的主流是激烈的反传统还是其它?五四的真正传统是应以绵延未绝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为代表还是以中共为代表?中共四九年胜利的主要因素是思想上的胜利还是抗战之后基于国民党腐败而导致的刀枪上的胜利?在上述这些基本问题上笔者都不赞成前述的流行见解并想进一步指出，这一见解中有些本来就是中共解释历史时造成的认知混乱。但这些并非本文主旨，尚须专文阐述，滋不赘言。

但是，客观而论，笔者不想讳言，五四的两种精神资源之一的民族主义占了自由主义的上风确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弥漫创造了一定的社会心理条件，而五四之后的著名的科学玄学论战中科学派获胜导致的科学迷信，也为共产魔咒的生效产生了某种催化剂作用。

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脱魔运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神秘色彩虽不如欧洲基督教文化那样浓烈，但其宗法社会中黑暗的非理性因素，强调天人感应的直觉式浑沌化的感知方式等与欧洲的入魔状态并无根本的歧异，不过少有欧洲式宗教意味极强的狂热态而已。只是到了五四，开天辟地，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民主科学为中国引入了一套新的价值系统和理性化方法。才开创了一条崭新的路向。五四的自由主义理想，虽然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被蓄意淡化，乃至淹没不彰，但一条精神的脉络仍时隐时显，绵延不断。从蔡元培、胡适之、闻一多、朱自清、上海七君子，到胡风、罗隆基、储安平、傅雷等右派份子及殷海光、方励之、、、、、、虽屡遭横逆，仍不绝于缕。作为五四传人，他们共享一条精神上的道统。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是当之无愧的脱魔运动。

但是，五四何以又同共产主义魔咒在中国兴起有一定关联呢?这就势必涉及一段复杂曲折的历史。

前已述及，自由主义的价值被民族主义热狂所压倒，是共产主义趁虚而入的原因之一。此外，三十年代西方民主营垒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国家的强盛导致的对自由民主的普遍怀疑，又进一步弱化了自由主义理念。

此时，科学迷信的风气随科玄论战后，科学主义的胜利而泛滥开来了。这是一种逾越本分的无批判性的科学概念。科学成了终极真理的等价物。它可以无所不包地解决一切问题，从自然到社会到人生。它成了一个价值判断词，任何学说一旦被称为科学，似乎就获得了不受怀疑和批评的豁免权。科学主义阵营的主帅胡适之描述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经历了现代科学革命之后，在今天的无论哪一派科学哲学看来，上述关于科学的观念都是令人吃惊的幼稚，它本身就是反科学精神的。人们看到，当年那种科学万能、神圣至尊的崇拜，已使科学染上了一点万能咒符的色彩了。

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之下，以最新最前沿科学的面目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出场了。它声称自己正像牛顿与达尔文揭示了物质和生物世界的因果律一样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铁的因果律。它的强烈自信加上前述的共产主义在落后国家作为魔咒的基本原因，对当年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征服力和催眠作用。

更重要的是，对处于焦虑救国心态的、重视实践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掌权无疑表明了它是救国的灵丹妙药。鉴于此，“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成为最新咒语，甚嚣尘上。

于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这些当年的知识精英们，迅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并向他的朋友兼科学主义主帅胡适之推荐这种“最新最完美的社会科学----经济一元论”。虽然胡并未接受，但他何曾想到，他自己为科学迷信大行于世所做的拓荒工作，已经为新的魔咒----共产主义的加冕准备了一条小小的红地毯。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贤。在某种意义上，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磁场，要不被吸引是极其困难的。倘若人类没有这七十多年特别是近四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也绝不会有今天的脱魔狂飙。因此可以说，共产主义这种魔咒导致的迷狂症，正如天花等疫病一样，倘若人类从未患过，就不会具有免疫力。因而，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认为，五四以及之后共产魔咒的兴起，也许是中国的劫数，在劫难逃。

于是，人们看到，依靠更根本的方面，借助抗战的机会，中共坐大待机，积蓄武力，借助国民党战后的腐败，共产主义凭借枪杆，支配了大陆。

作为现代魔咒，共产主义迷狂最充份的表演，还是在它与权力溶为一体之后。

一九四九年之后，“政教合一”，共产主义魔咒变成了中国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民教育。

在这种国度，统治者掌权的合法性溯源于他是否这一魔咒的持有者(即是否马列主义者)。实质上，倘若垄断了魔咒的解释权，也就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何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行动和言论都必须诉诸共产主义诸先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而且阐释上述先知的符咒有愈益简化的趋向。因为只有简单明了，诉诸情感的咒语，才可能造成广大范围的号召力，产生群体催眠的效应，陷入精神的迷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