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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治通鉴》记载，“旧制，诸道军出境，则仰给度支。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常赋不能供”。在唐德宗的削藩战争中，当兵可以一人养活全家，这已经成为“募兵制”下诸藩镇将士的共识。如此一来，只要遭逢战争，烧钱供养部队就成了没有退路的选择。

日常的税赋无法供养军队，于是，唐德宗又下令“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意思是，从今往后白酒国营，每斛白酒建议零售价3000文，即便米价有所回落，酒价一斛也不得少于2000文。

可这些还是不足以支撑起烧钱的削藩战争。《资治通鉴》记载，“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国库赤字巨大，靠长期加征天下赋税，显然不是合理的解决之道。

唐德宗身边的两位大顾问——太常博士韦都宾和陈京向朝廷提议“借商”。他们认为，与其漫无边际地增加天下百姓的负担，还不如集中火力“敲诈”京师商人。韦、陈二人提议，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找京师最富的一二十个商人借钱，标准是“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等朝廷收复了藩镇，再加倍奉还。

“借商”显然违背了中唐时期亟需提振经济的初衷，韦、陈二人的建议遭到了判度支杜佑的反对。

杜佑说，目前诸道用兵，国家每月军费开支过百万，官员俸禄、经济建设、皇室开支都需要钱，敲诈勒索一二十个富商，顶多能让国库充盈几个月，实在不是长久之策。

可唐德宗眼下只有固执的“中兴”之念，他决定孤注一掷，先拿长安的商人开刀，渡过眼前难关再说。于是，“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

这一轮拷掠京师商人固然严酷，但事后统计，不过筹钱二百万上下，远低于预期，而且民心尽失。

眼看河北与淮西的叛兵攻势更猛，陷入恐慌的唐德宗彻底失去了方寸。“借商”不奏效，他又令各州“盐每斗价皆增百钱”，同时加大力度拷掠京城百姓。在此情况下，唐朝首部房产税法——“间架法”出台了：

“凡屋两架为一间，至有贵贱，约价三等，上价间出钱二千，中价一千，下价五百。所由吏秉算执筹，入人之庐舍而计其数。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其苦。凡没一间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其家。”

也就是说，长安城内的房屋可分三六九等收取“间架税”，只要住了人的房屋，在长安城内原则上都得征税。那些坐拥多处房产的人，面对从天而降的税额，苦不堪言。为了防止长安百姓隐匿不报，自间架法出台之日起，唐德宗就命令户部派员挨家挨户勘算百姓的房屋面积，确定房产税额。如故意瞒报，每瞒报一间就杖责六十，举报者一经核实，即赏钱五十贯，由被举报者提供。

同时，朝廷还颁布法令要求百姓缴纳“交易税”，获利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敢偷税漏税，每隐瞒一百钱，杖打六十、罚钱两千。凡提供线索检举者，一经查实，即赏钱一万，由被举报者提供。

然而，这些创收措施根本不是解决中晚唐经济、政治危机的良方。

大唐国库已经亏空，泾原兵又要奔赴战场去送死，于是矛盾爆发了。

建中四年（783）冬，来自西北的五千泾原兵奉命出征江淮。在正式上战场前，这支泾原兵先奔赴长安讨封。这原本是唐军新制度下的一种交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泾原兵到了长安不仅没得到一分赏钱，还遭到莫名羞辱。

原来，得知泾原兵入京讨封，唐德宗令京兆尹王翃进行犒赏，但王翃素来看不起武人，便自作主张带着糙米、腌菜等一类廉价货到军营草草慰问。

泾原兵跋山涉水抵达长安，见军粮里连块肉都没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混乱间，有人呼吁抢劫皇家内库，以争取更多权益。煽动性的语言，挑起了泾原兵的反叛情绪，愤怒的士兵调转矛头，奔向皇宫。

听闻泾原兵阵前倒戈，怒不可遏的唐德宗急召禁军迎击，结果却无一人前来。最终，在五千泾原兵的猛烈进攻下，长安失守，唐德宗成为了继唐玄宗、唐代宗之后第三位逃出都城的皇帝。

泾原兵打进皇宫时，唐德宗已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军“群寇无帅”，除了搜刮宫中财富，他们也开始担忧自己的后路。造反造一半，下场很难看。他们既然已经擅据京师、驱逐天子，如不彻底造反，与作乱的“四镇”里应外合，日后必定祸延家人、死无全尸。因此，劫掠潮过后，这支泾原兵就在节度使姚令言的带领下，奉迎“冀王”朱滔的哥哥、时居长安的太尉朱泚为主，掌握长安宿卫。

朱泚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泾原叛军找上门时，他面露喜色。可是，当年朱泚入朝只带了三千兵，如今加上造反的泾原五千将士，统共也不超过一万人。为防止唐德宗利用皇威遥控长安，朱泚当了泾原叛军首领后，第一时间下令封锁长安城，并宣布改朝换代，自称大秦皇帝，与龟缩奉天的唐德宗分庭抗礼，史称“朱泚之乱”。

长安沦陷，皇帝流亡，这对于还在河北和江淮前线平叛的唐军而言，无异于五雷轰顶。就在奉天君臣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南边的李希烈连下襄城、汴州，进驻中原。看到朱泚僭越成功，李希烈也依样画葫芦，自称楚帝，与朱泚遥相呼应。

至此，在这场因“削藩”而引发的叛乱中，有四人称王，两人称帝，即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泚称秦帝，李希烈称楚帝，故史称“二帝四王之乱”。

▲自号“天皇”的朱泚。图源：影视剧照

为解奉天困局，唐德宗只能将尚在前线御敌的李晟、李怀光、马燧等召回身边，希冀凭神策军、朔方军、河东军的通力合作，扭转局势。

然而，正当人们以为天佑大唐时，回师救驾的部队又出了幺蛾子。

原因是回师救驾的李怀光看不惯唐德宗身边佞臣太多，要求皇帝近贤臣，远小人。史载，李怀光生性粗疏而且固执，一路上多次说卢杞、赵赞、白志贞都是奸臣，并说：“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卢杞、赵赞、白志贞都是唐德宗的心腹将相，听闻李怀光将战争的罪责推给他们，内心都很害怕。李怀光的朔方军在回师途中击败朱泚，要求进入奉天觐见天子。卢杞就给唐德宗进谗言，命令李怀光乘胜追击，直捣长安，不能让他到奉天来。

李怀光本为赴难之臣，替唐德宗解了围，却还得不到天子的认可。其内心的愤懑，自是无处可发。接到唐德宗命令的他，赌气而为，故意引兵至鲁店（在今陕西乾县东南），拖延行军步伐，以此来表达不满。

为了安抚李怀光，唐德宗只能把卢杞、赵赞、白志贞三人贬官下放。但这样做，难免滋长李怀光的权势。朔方军虽然曾在郭子仪的带领下，有过“再造大唐”的辉煌战绩，但说到底，朔方与泾原并无不同，都是地方杂牌。在皇帝心里，唯有神策军才堪称“天子爪牙”，值得绝对信任。于是，心怀不爽的唐德宗决定利用李晟打压李怀光，以牵制朔方军，减少唐朝中央的军事威胁。

在尔虞我诈的朝堂斗争中，李怀光最终被逼反。而收复长安，也成了唐德宗的痴念。

从河朔三镇造反开始，短短三四年间，天下藩镇有能力者皆反。无计可施的唐德宗，只能问政群臣。其实，他身边有奸臣，但也不乏好大臣。翰林学士陆贽便提出：“今盗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

唐德宗“痛自咎悔”要如何体现呢？下罪己诏。

要一位性格偏执的皇帝承认自己有错，放在平时，只怕陆贽的话刚说出口，就要被拉出去砍了。此刻，唐德宗早没了当初的傲气。在陆贽的劝说下，他也觉得若能通过一篇小作文扭转乾坤，丢点脸不算啥。

在陆贽代为起草的《罪己诏》中，唐德宗低头认错的态度被展露得淋漓尽致：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

当然，皇帝认错，在陆贽看来不过是第一步。

要让“二帝四王”都罢兵，没点干货可不行。在这份《罪己诏》中，陆贽首先代唐德宗赦免了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以及李希烈的罪行，然后声称只要泾原军可以远离朱泚，则既往不咎。除此之外，自《罪己诏》发布之日起，除陌钱外，间架税等一系列苛捐杂税统统废除，与民休息。

一切果如陆贽所料，《罪己诏》一出，“二帝四王”立即内部分化。王武俊、李纳、田悦三将表示归附，只有朱滔因哥哥朱泚之故，还做着朱氏称帝的大梦。

兴元元年（784）六月，在浑瑊、李晟等将领的攻击下，朱泚兵败身死，长安终于重归大唐。七月，在外流亡了近十个月的唐德宗总算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大明宫。

▲中晚唐贤相陆贽画像。图源：网络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是关于“白衣奇士”李泌的。唐德宗曾不惜假借吐蕃之手，准备联合外部势力，清剿藩镇。殊不知，此举却令吐蕃有了侵蚀大唐的机会，在朱泚叛乱基本平定后，吐蕃开始向大唐索要安西、北庭两地，并出兵攻占了陇右、河西一带。值此危难之际，唐德宗想起了那个曾经帮助父祖匡扶大唐，却被放逐地方的人，于是赶紧派人请李泌出山。

此时，曾经的“大唐神童”李泌年过花甲。尽管双目已识字不清，但心中的谋略依旧运用纯熟。为了方便李泌主持工作，唐德宗命李泌“日值西省（中书省）以侯对”，相当于给了李泌事实上的宰相之权。但李泌一上任，就直接否决了唐德宗准备割让领土馈赠吐蕃的想法。

他指出，两地要塞一旦被吐蕃要了去，关中将无险可守，长安恐怕更加危险。况且，北庭、安西皆军事重镇，即便皇帝不念守土将士之功，将二地割让出去，被迫离开故土的众将士估计也接受不了，必然反叛。所以，割地是万万不能干的事情。

依李泌的看法，大唐在内有藩镇、外有吐蕃的情况下，应该着眼于一个更大的视野。就像当年在唐玄宗那儿看棋手们下棋一样，在李泌心中，大唐也好，吐蕃也罢，都不过是棋盘里的棋子，只要运用得当，翻盘并非没有可能。他提出的策略，是“北联回纥，西和大食，南结南诏、天竺，共制吐蕃”。

除了与大唐接壤，吐蕃北边紧邻回纥，西边挨着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南边还有小国南诏、天竺（今印度）等。在复杂的地缘政治中，吐蕃或多或少都曾阻挡这些国家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北边的回纥，此时才历三、四代可汗，正是开疆拓土的大好时机。侵吞他国领土的活儿，回纥自然第一个愿意。而且，为了稳定大唐皇帝的心，回纥宰相顿莫贺在谋反篡夺前任牟羽可汗位置时，还特地遣使来请求唐朝允许他们称臣。因此，联合回纥绝无问题。

贞元三年（787），大唐咸安公主正式下嫁顿莫贺，同旨册封顿莫贺为“长寿天亲可汗”。为表达诚意，顿莫贺也启奏大唐皇帝，称：“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

在李泌的协调下，大唐又相继与南诏、天竺、黑衣大食等吐蕃邻国达成同盟协议，四国共分吐蕃。自此，吐蕃国力急转直下，为四处爆发的战火，疲于奔命，再也无法顾及东侵大唐。多年后，吐蕃在四方势力的合围下，越来越弱，彻底失去强国霸主的地位。

只是，这种局面，李泌无缘看到了。就在该战略提出两年后，贞元五年（789），曾四度出山、三救大唐于水火的“救时宰相”李泌在长安与世长辞，享年68岁。尽管他这一生出山入仕的时间并不长，但每次一出场必能扭转时局。

那个为大唐布下棋子的白衣奇人走了，而那个誓要与藩镇抗争到底的大唐天子，经过“二帝四王之乱”，终究被吓怕了。

在人生的后半段，无论天下藩镇再如何作妖，唐德宗已不再搭理，默默承受。他的脑海中，无数次回忆起泾原兵变当天，那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场景：乱兵已经杀入进来，空荡荡的大殿内，他急呼护驾，神策禁军却不知踪影。危难时刻，只有窦文场、霍仙鸣这两个宦官带着手下一百多个小内侍，扈从帝侧逃出长安。

这次在宦官保护下的逃命经历，不断回闪在他的记忆中，并彻底改变了他的治军理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禁军不救驾，错不在士兵，在将军。将军不听话，但宦官是听话的，何不让更听话的人来执掌救命的禁军？

晚年的唐德宗显然很满意自己对禁军体系的调整，但对于此后历史中宦官的反扑与滥权，他浑然不知。

一枚苦果，在等着他的子孙吞咽。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201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