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湖的单位操办了他的葬礼，规模很小，除了单位的同事外，只有少数几个亲属参加。尤维洁记得，自己全程都没有说话，她内心盲目，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哭着把花撒在丈夫的身上。

那时，尤维洁36岁，她的儿子5岁，生活完全变了。

五、“我们都是同命运的人”

【图略】1989年6月5日星期一，北京复兴医院，前来认尸的家属们捂住鼻子，试图辨认死者身份。(AP Photo/Liu Heung Shing)

关于丈夫的记忆开始不断地呈现在尤维洁的脑海里：无论在做什么，她无法停止去想这场屠杀和丈夫的离去。

“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又是谁？”她反复地问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她告诉单位的领导，并拒绝继续工作。她工作的工厂对她抱有同情，因此默许了她的旷工，并照常向她发放工资，直到三个月后才要求她复工。此外，杨明湖的单位还支付了尤维洁800元人民币的“抚恤金”。

尤维洁确实也希望开始工作了——只有工作可以让她停止痛苦的回忆，她不敢让大脑有一刻空闲。同时，她也开始把精力放在照顾孩子上，伴随着丈夫的去世，抚养孩子的重担全都堆在了她一人身上。

一直到一年以后，她才感到自己恢复过来。她没有动用这800元的抚恤金，而是在一年后把钱归还给了杨明湖的单位。“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尤维洁对杨明湖单位的领导说，并坚持把这笔超过她一年工资的钱归还。她安心了。

“我没法用这笔钱，”尤维洁说道。“因为这是一条人命，800块钱代替不了这个人的生命。”

起初，尤维洁就把杨明湖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家里。但很快，她察觉到孩子的异常：每次进门的时候，她的孩子都会说“我回来了”；她问孩子为什么，孩子则回答他在“和家具朋友们说话”。而一但尤维洁想要出门，她的孩子就会马上变得特别紧张。

一个月后，尤维洁把骨灰盒送到了万安公墓，却看到了架子上的显眼位置还摆放着两个同样死于1989年6月4日的年轻人的骨灰盒。她马上明白过来，他们也是和自己丈夫一样的受害者：其中一位逝者是王楠，张先玲的儿子，去世时17岁；另一位是杨燕声，黄金坪的丈夫，去世时30岁。

张先玲则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道，她特意选择了靠近走道且和人的视线平行的格子来存放骨灰，并配上了更大的照片。“就是为了让人能够看见它！”张先玲激动地说。她的目的达成了。

清明节、杨明湖的忌日，尤维洁前往万安公墓祭奠时，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这两个骨灰盒。一年以后，她突然觉得，她想认识他们的亲人。

1991年清明节，再次到万安公墓扫墓的尤维洁终于鼓起勇气，在存放王楠骨灰盒的格子里留下了一张纸条，并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

很快，看到纸条的张先玲给尤维洁打去电话，邀请尤维洁到自己家里。尤维洁犹豫了，她担心如果她们会面，她无法面对由此带来的悲伤情绪，并未赴约。

在年末，尤维洁又收到了丁子霖寄来的信，在信中，丁子霖讲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六四屠杀中去世时，年仅十七岁。这让她终于决定和她们俩人见面。来年过年，她们三人一起在丁子霖的家中会面，小群体才算是正式成立起来。

丁子霖和张先玲从此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寻访工作。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的家属被找到，群体的成员逐年增加。张先玲曾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把寻访的意义描述为“寻求证据”“核对真相”。

不过，相较年轻的尤维洁并没有参加到寻访活动中。丁子霖和张先玲两人考虑到她在国企工作，还要独自抚养一个年幼的孩子，并没有让她太多地参与具体工作。最初的许多年里，尤维洁只是参加很少且不定期举办的群体会议。但当她加入了群体的集体签名后，很快，1993年，警察就找上了门。

“没什么害怕的！”当记者问及和警察初次接触时的心情时，尤维洁干脆利落地回答到，“我的心里觉得我做的很正确呀，我没有认为我做错什么事情。”她了断拒绝了警察要求她不参加签名的要求。

六、天安门母亲的成立与延续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尤维洁继续在群体中扮演着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除了在每年发布的公开信上签名，并不参与其他事务。但天安门母亲群体却在不断扩大：从九十年代的十几人到一零年代的二百多人，越来越多的难属聚集起来。

年份|寻访到的死者人数

天安门母亲群体公开的由他们寻访到的六四遇难者人数。

自群体成立以来，丁子霖和张先玲一直负责相关事务，但年龄的增长让她们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平反六四”的愿望眼见无法实现，让她们开始考虑为自己寻找“接班人”。在她们两人的商定下，一个由几名更加年轻的难属组成的服务团队成立起来。

2013年夏天，尤维洁接到丁子霖打来的电话，让她到北京郊区的一处房子去。她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到丁子霖提出让她今后多承担起一些群体的事务时，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

张先玲回忆说，在选定尤维洁出来承担群体工作后，甚至连一位国安人员都来向她质疑：“你们把事交给尤大姐了？尤大姐行吗？”

“怎么不行啊？谁都锻炼出来的！”张先玲对这位国安反驳道。

群体内部，也有人不认可尤维洁的能力，说她太软弱，“警察叫她去她就去”。张先玲听到后，就给尤维洁打去电话，告诉她不必完全配合警察。“你去干嘛？你又不犯法。”张先玲对她说。

在此之后，尤维洁就不再到警察局去，每次警察“约谈”她时，她就让警察到自家楼下来谈。

而服务团队里的另一个难属李欣（化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最初，对于经验不足的尤维洁来说，群体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她不像前辈做的那么完美，但很用心。”李欣这样评价道。

当年秋天，尤维洁组织了几个小组，分散前往全国探望各地的难属。

第二年，在丁子霖的坚持下，当年六四25周年的祭文中，尤维洁的签名被放在了第一个。

祭文被起草后，尤维洁开始发现，每天只要出门，不管是买菜还是探望朋友，身后都会多一个“尾巴”。而当她拿出手机想要拍摄时，这位便衣警察就会转过身去。

而在她采访其他难属的资料被发表在境外媒体后，她在又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尤维洁记得，那天她和警察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大家用绝对不让步的方式在谈，”尤维洁说，她在警察局一共待了超过八小时。

尤维洁回忆道，2014年，也就是她开始承担起具体工作的第一年，警察对她的恐吓是最激烈的，大概是希望能“吓住她”。而从此以后，警察的态度开始温和下来。

从2015年开始，每年六四前夕，尤维洁都会被带出北京“旅游”。

而自此至今，每年六四时期，她都会接受媒体的采访，以至外界会把她当作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发言人”。不过，尤维洁否认了这个称号，她反复解释道天安门母亲只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她并不代表群体对外发声。“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她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也保持小心谨慎，有时会收回自己所说的话，并希望记者模糊掉这些内容。

“我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只是希望政府可以正视天安门惨案受害者的诉求。”尤维洁解释道。

七、仍在继续的等待和坚持

张先玲回想起第一次和尤维洁见面时对她的印象，形容她“人显得很憔悴，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没有社会经验”；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在张先玲的记忆中，尤维洁也一直是安静、内向的形象。李欣在刚刚和尤维洁合作处理群体的工作时，也觉得她口吃、说话不太清楚，带着南方口音。

而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侃侃而谈，已经明显变得自信了许多。

两年前，尤维洁开始练习钢琴。她现在每周都会弹一首新的曲子，籍此锻炼自己的大脑保持记忆力。“压力在我身上，”她解释道，“这个国家迟迟不解决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除此之外，她还在学瑜伽和跳广场舞。被带去“旅游”时，就连警察都佩服她的体力。

当谈起香港反修例运动、三年的疫情防控等时事，尤维洁连连摇头。“我已经失去了希望，”她告诉记者。香港当局从2020年开始禁止了已经延续30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六四难属们开始相继离去。从2017年第一次有难属去世以来，截止今年已经共有73名难属去世。

不过，尤维洁仍然打算继续坚持下去。“没有人能接受政府利用权力动用军队屠杀自己国家的人民，”她说道。“希望政府面对这个事情，这是不能回避的。”

“因为我们是公民，公民是有自由权利的。这片土地不是权力者恩赐给我们的，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

三十多年前，尤维洁曾在给丁子霖的回信中说，她们约定在六四惨案真相大白的那天，共同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她仍在等待着这一天。

她还告诉记者，到那时，她会登报来寻找曾经为杨明湖献过血的几位市民，并亲自感谢他们。

【图略】2024年6月4日星期二，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35周年之际，一位路人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手持开着闪光灯的手机。

（应受访者要求，李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