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天安门母亲时，尤维洁还是一个年轻的技术工人，并没有参加到寻访工作中。她如今已经退休多年，而丁子霖、张先玲都上了年纪。尤维洁在2014年接过了班，更多地承担起群体的工作。
二、关于杨明湖的记忆
当记者第一次来到尤维洁位于北京市二环内的家里时，她的客厅显得凌乱无序：胶带、塑料纸、剪刀之类的东西被随意地散落在几张椅子和白色瓷砖地板上，沙发上则放着她的丈夫的黑白照片，带着由年代而产生的特有的不规则水印。
“今年是第35年了，我要整理一下丈夫的照片。”尤维洁解释道，随即到里屋换上一件整齐的衣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开始回忆起自己的过往。
1953年，尤维洁出生于北京。文革在她刚刚小学毕业的时候爆发了，她无法继续读书，而是在运动的第三年参加了“上山下乡”，到达几乎位于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铁力市的一个兵团参加劳动。
临出发前，尤维洁看到的官方的宣传将东北描述成一个物资富裕的天堂，但当她真正到达那里时，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她第一次产生对政府的质疑。不过，毕竟有着年轻时的回忆，她仍然将东北的生活形容为“青春的梦幻”——她到现在还对那时的生活环境印象深刻：居住的营地就建在一整天都走不到尽头的大豆田和麦田旁，到冬天时，弥漫的雾气会聚集在从桦树林蜿蜒而出的小河上方，就像玉带一样。
文革结束后，她辗转回到北京，并进入北京印染厂的一个实验室工作，负责检验工厂产品的质量，并在工作期间进入一所职工大学学习印染专业。
三十岁那年，当尤维洁第一次在朋友的介绍下见到杨明湖时，这个带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男人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喜欢找一个读过书的人，”尤维洁说道。“一看他就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这点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文革让尤维洁丧失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她至今仍对此感到遗憾，并真诚地希望自己的伴侣是个有文化的人。而杨明湖则是“老三届”的一员，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完成了高中教育。
尤维洁回忆，文革期间，杨明湖回到浙江家乡的一所小学教书。不过，他坚持学习英语，而除了他以外参加学习的只有高干子弟。1977年，杨明湖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并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机械专业，和尤维洁相识时，他刚刚毕业。
“我敬佩他这种学习的精神。”尤维洁说。除此之外，她还欣赏杨明湖一手漂亮的中文和英文笔迹。
“他是第一个我很深入地去了解的一个人，”尤维洁回忆道，虽然此前也在朋友的介绍下尝试过几次相亲，但她对他们都没什么感觉。仅仅在半年后，1983年9月，他们就领证结婚了。
婚姻里的生活是平淡的。家庭收入并不高，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元左右。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但尤维洁感到自己“没有感受到时代的红利”，一直到1989年，他们家庭的工资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
结婚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家庭的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那是一段平淡但快乐的时光，尤维洁和丈夫经常会各自骑一辆自行车，并把孩子放在自行车后座旁边的车斗里，一起带着孩子到附近的公园去。他们都赞同让孩子在自然中成长的理念。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尤维洁稳定地留在印染厂，而她的丈夫则频繁地更换工作，因此照顾孩子的重担更多由尤维洁承担。她有时会向丈夫抱怨自己承担了太多的家务，但矛盾总会很快过去。“母亲一定是照顾家庭、孩子更多一些，这是天性。”尤维洁说道。
与此同时，在他们周围，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剧烈冲击着社会，矛盾在逐渐聚集起来。
三、“他们在爱国”——尤维洁告诉孩子
1989年5月29日，北京，一位女士正注视着天安门广场，她的孩子在她肩膀上睡觉。(AP Photo/Jeff Widener)
在尤维洁的印象中，当八九年的运动爆发后，她远比自己的丈夫更加关心和支持这场学生运动。当胡耀邦的去世而引起的示威开始时，杨明湖正处在一个并不顺利的工作变动期中，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在贸易促进会的新工作上，而并不怎么关心外界的游行。
五月初，杨明湖前往广州出差，从而远离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当身在北京的尤维洁则目睹了北京街头汹涌的游行队伍，并对此保持高度的关注。
由于正值尤维洁工作的工厂因设备维修而放假，她并不需要在白天上班，所以许多次在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只要有时间，她都会到长安街或天安门广场看一眼。虽然并没有参与其中，但她真心地同情参加运动的学生们。在她看来，“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已经是“大家的共识”。
尤维洁还希望孩子也能体会一下学生的运动，五月初的一天，她骑着自己的自行车，把不到五岁的孩子带到了广场的边缘，以能让孩子看看集会的人群。到了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中间的道路，已经是人挤人，她只能推着自行车前进。
看到很多人都在给学生们捐钱捐物后，她也给了孩子两元钱，让孩子送到广场的学生手里。“我也觉得那时候我很天真，”尤维洁回忆道，“我是教育他，让他对社会有个感觉。那时候我的观点是让孩子知道社会有各个方面的东西。”
“孩子问我，‘妈妈，他们在干什么？’我说，‘他们在爱国。’”
同时，尤维洁到今天也还会有些后怕，怕自己的冲动行为伤害了孩子。
戈尔巴乔夫的访华让学生们在5月15日开始采取更加激烈的绝食抗争，而尤维洁此时亲眼目睹了位于家不远处的广渠门立交桥下，市民们会拦下路过的面包车，送上自己做的饭，让司机带到天安门去。“只要拦截了，所有的司机都会停下来。”尤维洁说道，她也从家里带来了汽水交给司机。
5月18日，也就是北京市戒严的前一天，杨明湖从广州回到北京，他还完全没接触到北京的紧张气氛。这对夫妻此时才认真地探讨这场学运，交换彼此的看法。尤维洁分享了她这些天的见闻，并热烈地表达自己对学生的支持，而杨明湖则只是安静地听着。
“更多的是我在表达，他更关注的是他的工作。”尤维洁回忆道。她还把丈夫带到了广渠门立交桥，以让他亲眼看看给学生们送饭的市民。
杨明湖回到北京的同时伴随着局势的急剧恶化。19日戒严后，尤维洁开始看到市民在自己家附近的广渠门立交桥设置路障，其中甚至包括一辆公交车。她听见市民们纷纷议论着“千万不能让军队过去（到天安门广场）”。
“（没有人）指使去做这个行为，所有的人都是自发的想保护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她回忆说。
但是随着丈夫的回家，尤维洁很少再到广场，而是更多把时间花费在和丈夫待在一起。5月20日左右，她在一次前往丈夫单位办事的路上最后一次路过天安门广场。
尤维洁记得，那时社会中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在支持学生，她没有想到会发生即将到来的屠杀。
四、“出事了，开枪了”
“快起来，快起来，出事了，开枪了。”杨明湖拍打着尤维洁。6月3日至4日的凌晨，杨明湖被远处传来的枪声惊醒，并赶忙叫起了尤维洁。他们听见了楼下有邻居聚集起来，便一起下楼去。有刚从西单回来的人告诉尤维洁，看到了地上一滩滩的血。
“有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尤维洁焦急地询问着从外面回来的人。他们回答到，没有人敢去。她内心全是广场上的学生，就要拉着丈夫一起去广场，但是有人拦住了她，提醒到她家里还有孩子。
“我去，你在家吧，你在家看孩子。”杨明湖对尤维洁说道，然后便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丈夫一离开，尤维洁立刻后悔了，她有着不祥的预感，但无济于事。她继续留在楼下，并丝毫感觉不到困意。凌晨三点多，她甚至直接听到了一阵枪声，后来她知道丈夫很可能就在这阵枪声中中弹。她更加焦急，想去寻找丈夫，但对丈夫在哪毫无思绪，只得返回家里去看看孩子。
凌晨六点，杨明湖还是没有回家。尤维洁再次下楼，但仍旧不知该去哪里寻找丈夫。“几个小时过去了，也该回来了，”尤维洁心想，并一边在楼房周围转悠。她甚至忘记了锁上家门。
直到再上楼时，一位二十多岁的陌生年轻人拦住了她。“你是不是叫尤维洁？”他问她。这位年轻人是受杨明湖委托前来，他到尤维洁家后，敲门无人应答，但竟可以直接推门而入，看到一个小孩子在睡觉时，意识到尤维洁应当就在附近。
他告诉尤维洁说，杨明湖在同仁医院——一辆面包车拉着六七个人到了同仁医院，到医院时，只有两人还活着，到急诊室时又去世一人，剩下的一人就是杨明湖。
在把孩子托付给杨明湖的一位亲戚后，尤维洁立刻出发到医院去。急诊室里满是伤员，但没有杨明湖，她接着寻找，并得知丈夫正在手术室里。不巧的是，此时她的邻居找来医院告诉她，她的家里发水，淹没了整个楼……
上午10点，杨明湖被医生推出手术室。医生告诉尤维洁，杨明湖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办法处理。尤维洁没有理解医生的意思，看到丈夫还活着，她便赶回家去处理水管破裂。她至今不知道水管为何会在那时破裂，只是事后邻居们没有一个人和她提起此事，默契地为她分担了损失的水费。
“他受伤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尤维洁此前在自己的证词中这样描述道。
6月5日，一位医生通知尤维洁，杨明湖需要输血。医院里的其他市民告诉她，由于戒严部队禁止给受伤的市民提供血库里的血液，没有人可以用得上——她必须自己寻找血源。
她走到大街上，试图请路人为丈夫献血，但性格内向的她却怎么也张不开口。此时这位医生已经找了出来，见她不知所措，就直接代她向路人招呼起来：“她的丈夫受伤了，哪位能给他献血？”
很快，超过十个人参加了配型，共有四人血型和杨明湖一致。这四人都贡献了自己的血液给他。
但这已经太迟了。当医生开始向杨明湖输血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由于“一边输血，一边流血”，杨明湖最终在6月6日早晨8时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去世。
这时，尤维洁并不在他的身边，而是躲在走廊里痛哭。她说，她看不了丈夫去世的场景，否则一辈子也无法遗忘。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遵照医生的嘱托，尤维洁并没有和丈夫过多的交谈，因此她无法得知关于丈夫中弹的更多细节。
她的亲戚把孩子也从家带来见父亲最后一面。许多年以后，当尤维洁问起自己的孩子是否有什么对父亲的印象时，孩子说，他记得街道上被烧毁的无轨电车。
走出医院时，尤维洁正看到持枪的士兵在巡逻，她有一股冲动，上去问问士兵为何要开枪，想到孩子后才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