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们班能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只有一两个人，还有两三个是跟着混的，能不能算红卫兵还难说，剩下的人基本全部都是在边上看热闹。9月份以后，其他派别的红卫兵出现了，有些同学参加了。但是我们想参加，人家还是不要我们，所以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实质性的活动我基本上没有参加过。
凤凰历史：那您自己怎么不单独成立一个红卫兵？分页符
米鹤都：你说对了，我们后来几个同学一商量，就自己单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那已经到了1966年12月了。我们到校文革筹委会，一个高一的同学在那里值班。我们说，开介绍信，我们要成立红卫兵。他问，你哪一班的，我说初一1的，他说谁负责，我说谁谁负责。他说行，就给我们开了介绍信。这个介绍信干什么用呢，当然不是工商注册、社团注册，那时没这个。介绍信的作用是到刻字社去刻一个红卫兵的公章，其实他不给我们开，也能刻章，只不过费些周折而已。结果刻章的人说，现在到处都在成立红卫兵，你得等一个月。我说，那黄花菜都凉了，我们还得"闹革命"呢。他说，不行，现在刻红卫兵章的太多了，得排队，最少等二十多天。我们还想走走后门，也没走成。
然后我们就给这个组织起名字，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这时不知有多少了，能想到的名字人家都叫了，"红卫兵"有人叫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有人叫了，"首都红卫兵"还有人叫了，最后我们叫什么呢？"北京XX中学首都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红卫兵"，这么长一个名字。在章上刻了一大圈，横着还有三行字，这才是一个公章。
那时候开始有人卖红卫兵证，拿来，一人填一个证，盖个章，好了。拿着这个证干嘛去呢？第二天串连去了，在路上领火车票、办理住宿用过一次。其实，就是我们班上的七八个人，就成立了红卫兵。我们从没以这个红卫兵的名义贴过大字报，没用这个组织干过什么事情。这样的红卫兵我估计当时北京多如牛毛，所以不能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
凤凰历史：在文革后您算是逍遥派吧？
米鹤都：整体来讲算逍遥派。因为我不属于红卫兵三派中的任何一派，这样我做些研究，可能相对超脱一点。
凤凰历史：您为什么选择做文化大革命相关的研究？
米鹤都：在全国来说，我可能是做红卫兵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因为1985年中央组织部结合整党清理三种人，要做一个关于红卫兵的研究调查，青年干部局就委托社科院青少年所唐灿来做这个课题。唐灿是我的同学，她就拉我参加，那时候我正好有点空闲时间，就参加了。还有社科院青少年所的陆建华、北京大学的印红标，我们四个开始做北京地区中学红卫兵的调查。我们当时访问了北京中学红卫兵中的领袖人物，开了两次座谈会，个别采访大概有30多人次。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就写了一篇文章向青干局交差。所以我为什么研究文革呢？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凤凰历史：80年代的时候，国家是允许或者想组织学者来研究红卫兵？
米鹤都：是的。当时研究红卫兵有个背景，就是当年的"整党"。在"整党"中因为政策不清，什么样的人算是"三种人"？"三种人"就是文革当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红卫兵哪一部分人属于"三种人"，哪一部分人不属于？它需要有调查做基础。当时，我们出去找各方面人士访谈，出具的都是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拒绝访谈。我在调研中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研究的框架。但当时我的本职工作是政策研究，而且很忙，这次调研也只是自己有点兴趣，另外给同学帮帮忙而已。之后，唐灿执笔，以我们四人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长文，刊登在《青年研究》上。对我而言，这件事基本就告一段落了。
谁知，人民出版社听说这件事情后，很感兴趣，就来约我们写一本书。我起初是希望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一个访谈录式的东西，但是出版社一再动员我们在这些访谈资料基础上重新撰写。1988年，我们跟人民出版社下属的东方出版社正式签了协议。当年有本书叫《第四代人》，我们这本书则准备叫《红卫兵一代人》或《第三代人》。我负责写前一部分，从这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一直写到文革后期的"四五运动"，别人写后一部分，从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那段。但由于特殊原因，只有我的这部分完成了，交稿时编辑已经审查通过了，可结果出版社还是毁约了。……所以这本书当时就没出成，拖了好几年。之后，我就交给了香港的三联出版社。1993年1月《红卫兵这一代》在香港出版了，这是我在这个题材上的第一本书。
2000年以后，我想把《红卫兵这一代》这本书改编一下在大陆出版，但还是遭遇了种种限制。直到2011年终于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这本书中，我大致描绘出了北京地区中学红卫兵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过程，并着重于其思想脉络。同年，主编出版了《回忆与反思》口述史丛书之一、之二——《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那两册里面有蒯大富、李冬民、谭力夫、秦晓、卜大华、陈小鲁、伊林涤西等，还有老鬼、贺延光、李大同等的口述史。这两本书做完了以后，动议此事的"北京传奇"就退出了。我却有点欲罢不能了，就自己投点资把它继续做下去。现在这套《回忆与反思》口述史，已经出版了十册了。
这代人在历史上比较特殊，这段历史更加特殊，我希望把更多代表性人物的经历和思想留存下来，让后人评说。当然，我的口述史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文革时期，而是他们的一生，但是这代人奇特的共同经历就是文革，就是红卫兵和上山下乡，这是这代人谁都躲不过去的经历，也抹不掉的烙印。
反思文革和
民族真正崛起密不可分
凤凰历史：您在研究文革的过程中，感觉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米鹤都：第一，档案不开放；第二，缺少研究成果可以佐证；第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说互相矛盾，难以入手。比如，北京当年有个打死小混蛋的事，《血色浪漫》等的影视作品已经用了好几次，有的刊物也有专文描写，网上更是大量的传闻。在北京，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都听说过这件事，但各有各的版本。但是多数的描写和传闻都是失实的。不久前，我们一帮同学吃饭，在饭桌上十来个人就能有六七个版本。
文革研究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相关政策。我在前面讲了，当年的不争论方针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但它成为了惯性而延续至今。如果把它继续固化成为长久的政策，而约束和限制对文革的研究，那不仅会犯下割裂历史的错误，而且，文革那么昂贵的学费也就白交了。这实际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表现形式。说是不争论，可是不争论能把一个民族这一段历史抹掉么？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不争论并不等同于不反思，只有反思才能前进。我们不能一谈到文革，就把责任推到毛泽东个人身上，难道其他人，包括众多老干部、甚至未成年人没有责任吗？举个例子，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整体或者它的大多数面对违法打死人的恶行，都采取旁观、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那么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有病了呢？对此要不要研究呢？大家需不需要反思？我认为，不搞清这一点，弄不好历史的悲剧还会再来一次，因为其产生的土壤没有改变。
我还有一个观点，文革是中国近代社会各种弊病的一个总爆发，这当中即包含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排斥、融合、吸纳等问题，甚至还有人们灵魂深处的人性和异化等，都在文革中得到一次充分的暴露和展示。因此，对文革的反思绝不仅仅是就事论事那样简单，它一定是和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崛起密不可分的。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对文革的反思并不绝对都是负面的，文革对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探索，对今天而言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作用。
因此，我一直在强调对文革的反思。我在自己的书中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第二句是：对文革的反思有多深，未来的路走得就有多远。
若非彻底否定文革
很多城市愤青
只能蜗居农村炕头
凤凰历史：像这种不争论的政策与现在社会的分裂有联系吗？
米鹤都：当然有联系。精神上的病态不去治疗，这样下去，越往后的争论和分歧就越大。我们过去是20年一代人，在信息化时代，10年就是一代人。现在一代人的变化太大了，90后可能跟00后就完全不一样。一代代新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会不断抽象化、概念化，而在缺乏真实信息的基础上只能导致误读历史，加剧分歧。
今天的年轻人，不了解文革时期的真实情况。政治上的就不说了，就是对当时社会上的现实也不了解。很多今日生活在城市的愤青，甚至不明白什么是严格的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不懂得那时的票证意味着什么。最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和改革开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你能力如何至今只能蜗居在农村自家的炕头，甚至还吃不饱肚子。但是他们却很虚妄地为文革叫好，很多人把艰辛的生活理解成为浪漫，把严酷的政治看作是小儿游戏。历史断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