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芷芬1952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入证

读叶永和夫妇《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一文（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触动了我隐藏在心底50余年的一处伤痛。叶文所言的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简言之，就是当年由中宣部指令搞的将中小学语文分为“文学”与“汉语”的改造，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曾表达了不同意见，未被采纳；因这一改革有模仿苏联教材的倾向，在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后，怪罪下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倒打一耙，称是人教社“一意孤行”所为；叶圣陶先生在接受《教师报》记者采访过程中略谈了这一经过，表达了愤慨，之后就有了6月4日胡乔木登门婉商撤稿，6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直言不讳的恫吓，和6月9日人教社副社长辛安亭的婉转暗示等一系列动作，迫使叶先生罢手。这在叶圣陶先生当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录。其实这一事件到此远未终止，因这场语文教材改革风波，在人教社被打成右派者竟有14人之多。其中包括孙功炎（语文专家）、李赓序（历史学家）、陈尔寿（地理学家）、凌伶（图书馆长）、徐保衡（财务处长）等多人。叶圣陶先生在悲愤中说了一句：“主帅无能，三军受困。”

而这14人中以我的父亲卢芷芬命运最为凄惨，不但因为他是14人中职位最高、与叶圣陶先生关系最为切近的一个，而且更是因为他在一次整风会议上对“一意孤行”之说做了彻底澄清，因此成了一只“替罪羊”。为了这一番仗义执言，他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上世纪20年代，卢芷芬肄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后投到上海开明书店王伯祥先生门下。在此期间，他协助伯祥先生编纂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又与周振甫先生合作编撰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卢、周二人长期合作中结义为兄弟。抗战期间，他奔赴云南昆明，任开明书店分店经理，不久与同去的伯祥先生的六女王汉华结婚，婚礼的主婚人是朱自清先生。他们夫妇苦心经营书店，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罗常培、唐兰、华罗庚等一批知名教授结为朋友，为他们出版文稿，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当年巴金先生就住在卢家完成了小说《火》。著名美籍友人李敦白的这一中文名字也是由父亲为他起的。

抗战胜利，父亲与叶圣陶等一批开明同仁从重庆乘木船返回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8月他赶到北平，为解放区的中小学筹办编印新教材事宜，他自告奋勇按照地下党预先安排好的路线，先到香港，然后乘船到山东石岛，护送叶圣陶夫妇等一批民主人士。在穿越解放军防线时，假称“被俘”，辗转来到开国大典前的北平，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他先后参加了华北联合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筹建工作，后任人教社总编辑室主任。

50年代中期，他曾多次与我们兄弟讲到，他每年要负责千万册教材的签发，责任太大，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很不相宜，多次提出辞去总编辑室主任的职务，但终未获准。此时他联系了古籍出版社，取回一套线装《晋书》，开始做圈点注释工作，做好了随时从岗位上退下的准备，以重操文史研究旧业。

1957年夏天，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做财务工作的母亲因传达民进中央关于帮助党整风的精神，被认为是“猖狂向党进攻”而被划为右派。母亲性格刚烈，争辩了几句，终被划为“情节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二类右派”。此时王伯祥先生的女儿、儿子、女婿中已有5人被打成右派，他们大多是民进会员。父亲时任民进北京市委常委。

母亲要发配到北大荒853农场劳改，这趟发往东北的右派专列上有艾青、丁玲、吴祖光等人（吴曾与我母亲在一个伙房磨豆腐）。专列不允许在前门车站始发，众右派被集中在通县双桥农场的货场，火车月台是一溜土墩，绝大多数家属未敢前往送行。父亲和我们三兄妹骑自行车赶到农场，当专列出发后，站台上空留我们四人向列车招手。这一镜头给车上的右派难友留下深刻印象，每每向我们提及。

到了1958年的秋冬之交，反右斗争的狂风恶浪已经过去多时。一天凌晨，人教社莲花池东侧的席棚突然贴出了一组大字报，通栏横幅是“坚决打垮右派分子卢芷芬的猖狂进攻”。当晚，父亲对我说：“上面说了，你一个非党人士在这么一个要害岗位上不合适，所以决定要把你打成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