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
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
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01、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
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
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
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
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
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
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
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
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
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
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
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
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
青年彭德怀
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
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
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
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
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
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
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
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
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
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毛泽东、彭德怀在延安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
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
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
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
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