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地方的司法机关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人说那就像一台老旧的留声机，针头半天才划过一次声道，却能把曲子播放得天花乱坠。听的人似懂非懂，弹的人满脸严肃。一旦有外人起身问一句：“你们这是在演什么曲调？”常常会被一个眼神示意噤声。你也不知道他们是真没听懂，还是故意装糊涂。

在重庆涪陵区，有一个案件像歌剧一样反复折返，唱到今天还没完结。名字嘛，按官方称呼叫“付廷祥涉恶案”，可在最早版本，它只是一桩非法采矿和虚开发票的普通刑事指控。后来版本升级，曲调骤然高亢，牵连众多，被贴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签。再到后来，又改口称“恶势力”。

辗转之下，谁也没搞明白幕后编剧在想什么，只知道从七年刑期起步，一路可能要跨过更高门槛。上诉在这里成为一个关键节点：

本来你认为上诉能带来转机，没想到转来转去，越来越宽的指控。

而名堂也越来越热闹，重审中法官也几番易人，倒像是舞台上随时换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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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付廷祥被一审判了七年，原因大致是非法采矿和虚开发票。听上去像一份常规的经济类刑事案判决，大多数人也不会对“七年”有太多疑问。如果止步于此，或许这个案子就如同茶馆里匆匆上演的一出短段子，转瞬散场，各自回家吃饭。可是付廷祥起了念头：

我要上诉。

二审法院说：那好，发回重审，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乍听像是他捡到一个机会，可以重新翻盘。但意外往往从下一秒开始。上诉后的重审有时就像有人在夜晚窗口听见声音，于是点亮了灯，照见家里不只是有老鼠，还有大虫子。

等重审一开，指控内容忽然变得花团锦簇，比原先的两条罪名更多更杂，甚至盖上了“黑社会”那份惊人的盖子。后来这个盖子又被撤，换成“恶势力”。就像某位唱戏名角出场先咆哮一阵，再迅速改为一段柔婉唱段，让台下人迷迷糊糊，不知道是真换戏路了，还是只是给大家看个形式。

在法治常识里，很多人都习惯“上诉不加刑”。可这个案子像是在提醒你，有些地方的逻辑比烟花还绚烂：

你越要上诉，就越容易被贴更多标签。

期间律师们多次强调，侦查机关可能在上诉后开启了所谓“报复性”程序，翻箱倒柜找各种往事。付廷祥的企业曾经在地方上交了不少税，也做过公益，据说还解决了许多就业。可一旦牵扯到专项斗争，你是企业家还是劳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案子“唱大戏”才符合某些氛围。

这场戏如何唱？要看舞台上的角色配置。最初，重审时由申雪法官带队，后来他被撤换，再后来李信梅登场，正准备好两个庭前会议，又被换下去，最后是田凌法官上阵。不得不让人发问：

换法官这么勤快，是临时遇到啥困境，还是有人在后台直呼该换人了？

外头人说不清，只知道每换一次，审理步调都得重新调整。到后来，就有人感慨：台上莫非就留着一个麦克风，谁拎起它，谁就是主角。可剧本似乎是别人在写，演员本身也没多少自主权。

田凌法官此番主持大局，却遭遇另一轮质疑。因为付廷祥的弟弟付廷伟曾有过一桩寻衅滋事案，恰好也是这位田凌审理的，而那案子又被整合进付廷祥“涉黑”或“涉恶”的大背景。如此交织，让辩护律师连呼“有回避事由”，结果当然是没获采纳。换个角度，也可以当作一切尽在掌控——法官不会轻易失手，案件继续向前走就是了。

2

辩护律师周泽反复提到“帮凶”这个词，一次又一次地抛向对面。立刻就被法官喝令，要求把这句话记下来。律师要继续说时，又被要求停下。原本是你来我往的诉辩结构，却多次陷入这种顶牛局面。如果外界听了，会觉得像在看一幅谁也不肯退让的画。有人猜想，这场拉锯还将持续很久。

周泽的说法，背后不是随口一说。他列举了好几个细节。付廷祥的公司在行政诉讼中曾一度胜诉，但后来涪陵区法院又改判了。还有：

给付廷祥做过有利判决的法官被处分。

当地公安在二审发回后启动了更深入的侦查，找了许多当事人，直到把“涉黑”帽子戴到他头上。

周泽认为，这些迹象拼在一起，仿佛指向一个合力。他用“帮凶”来形容涪陵区法院和检察院，言下之意是：

你们顺着另一只手的思路在办案。

对于这一点，审判长相当抵触，多次示意不要再使用类似提法。可律师反而觉得，当事人权益被侵害，就应该当庭表达。于是，这段插曲成了庭审中的焦点。

法庭之上，另一幕让人印象深刻：两名被告人被法警硬生生抬进法庭。他们据说是拒绝配合审判，认为程序有瑕疵，也不愿在审讯椅上就位。结果法警上前：

把他们从门口一直抬到法庭中央，姿势并不雅观。

有人形容那场面就像在押解不听话的孩子，有人则觉得是被告人刻意闹场，法警也没办法。可更奇特的是，据说想旁听的家属和员工大多被挡在法院门外，理由是坐席不够。与此同时，一些街道办的人被招呼进来“占位置”。如果不仔细看，仿佛是聚到一块儿听政令宣讲，跟这案子的实质关系不大。如此公开开庭，让许多人感到某种颇具张力的效果。

周泽律师和其他辩护人曾努力让更多人进来旁听，但失败了。门外人挤不进，门内座位却还有空着。一些旁听位置被个别单位人员坐了，听到一半，这些人甚至表示搞不懂案子：

只是被通知“要来”。

有些事情，外界听来觉得难理喻，又确实在那个地方发生了。所有过程照旧走程序，但当事人会否发出某种情绪反应，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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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程序，大概还是要回到罪名的改动。检方从最初的非法采矿和虚开发票一路跨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再后来又将黑社会指控撤掉，变成“恶势力”。有律师调侃，这就像拿着一幅画先给你泼上一层黑漆，再清理掉一部分说其实只是灰色，然后看看还不够，再往里添几笔别的颜色。

各次变更起诉中，对人数、涉案金额、作案手段的表述都作了调适。最后一次变动是在2024年9月，正式放弃“黑社会”这顶帽子，毕竟：

要凑够黑社会组织的法定要件有点吃力。

这一进一退，不禁让人想：当初为何冲得那么猛？后来为何又收缩？实务上解释说是侦查深入，证据发生变化，可看客们心里到底怎么琢磨，就很难说了。

有评论者指出，这种把罪名一再升级再降级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不罕见，尤其当某种专项行动在全国风行时，往往会有办案人员希望借此立典型。毕竟，“涉黑”比“涉恶”分量更重，更能显示战果：

若后来证据乏力或上级调查有异议，又会把黑社会改回普通恶势力。

付廷祥案正好被扔在这风口。上诉之举本来应该是一次纠错机会，却成了激发侦查机关再度下猛药的导火索。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个值得所有做辩护或研究法治的人细细品味的过程：当事人以为自己抱住了法律赋予的救济武器，转头却发现这武器带来了另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