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溯石|广场最后的留守者（一）

“戈培尔编辑”幽灵重现

4月25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播出《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相比13年前“戈培尔编辑”——姚文元所做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虽仍鸡血亢进，却显陈词滥调，少了当年惊悚骇人的力道。13年前那篇奇文发表后，一位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致信《人民日报》，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请戈培尔编辑收”。信中装着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一、二版，在登有奇文的一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如今，早已换了人间，“戈培尔编辑”的幽灵不仅没有寂灭，还大张旗鼓地再行于世。冷硬僵化的政治现实与无数颗年轻热烈跳动的心灵是脱节的，也与万物缤纷生长的时代气息相当隔膜。

多年后从杨继绳的著作中才真正了悟这篇社论的威力：“这个定性的政治分量，超过了1957年对右派分子的定性。按照当时的中国政治常识理解：政府必定动用专政力量粉碎阴谋、镇压动乱，参与动乱的人没有好下场。”

敌我矛盾若是基本定性，“对话”不成了与虎谋皮？置身广场，四周一片哗然，愤怒，惊诧，担忧，甚至盛传将采取军管，对学校施行手段。北大等青年教师宣布罢教，38所高校6万学生联合总罢课的消息接踵传来。在广场上纷纷扬扬的信息交杂的话语密林中，我冷不丁望向夜空，忽而感慨丛生：多么遗憾多么无奈，看来一些曾引领时代的“伟人”，比如那位85岁老人也难免走向其反面，甚至变成新征途上的绊脚石，自己却浑然不觉……这是一种历史规律吗？是这块土地上的必结之果吗？这种并不罕见的生命现象，是每个人进入暮年后必须涉过的一条宿命之河吗？——那将多么可怕。

记不清在哪一天，我在广场上遇到了某报记者Y,开启了我们珍贵的共同广场岁月。记者的工作性质带来自由探访的时空便利，其父母在天津又逃开了生活管束。我们同龄且同心，独来又独往，我们的身份同为寂寥边缘的“社会闲杂人员”；不同的是，Y有难得的政治智识，善冷静地知人论世，让我没少茅塞顿开，而我的启动点仅是抽象的文人热情，全为道德美感所蛊惑，其它一概懵懵懂懂。我们逐渐构成了一个自发的相伴相随的组合，并在广场有了一个固定相依相会的位置——纪念碑东北角东侧顶端的角落，谁到广场来必先到那个角落找寻对方，有时我到那里时空寂无人，有时我到那里Y正翘首以待，我们共渡了许多难忘的广场时光，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更有很多交流后宝贵的共识。

大游行、大罢课的决议传出，携带着官方镇压的风声，学生写下以死抗争的遗书。我和Y闻讯从广场黯然暂别，分赴街头。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

已趋平静的学运陡然再起。原本筹划已久的“五四”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由于“四·二六社论”的刺激，使学运高潮在4月27日提前而至。

这必是充满悬念的一天。上午骑车至德胜门左转然后一路北上。第一眼所见便远远出乎意料——望不尽的人山人海，数不清的方阵旗帜。辨不出名目的各类警察会聚一起，铸成动态人墙前后封堵，四面八方难以数计的北京民众震天齐呼“让开！”他们作为开路先锋置身最前沿，为学生一次次地撞开封锁线，学生们被手拉手的自助纠察队牢牢锁住边界，以血肉之躯顽强趋进，“我以我血荐轩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血谏政府”“爱国无罪”，他们亮出的横幅昭示出此行之初悲壮的基调，而“打倒官倒”“和平请愿”“反对动乱”这类口号又非常智慧地对“动乱”大帽子做出回应。

友谊宾馆、车公庄，六部口……我骑车紧随游行大队，忽前忽后奔行，当队伍卡在某个关口时，便停车到路边挤进人群，或推着自行车驻足观看，当队伍顺利前行时，我又赶紧上车追随至下一个隘口。道路两边往往停满推着自行车的民众，大量的汽水、冰棍、食品被塞到学生手里，屋顶，树上，脚手架上，沿街窗口更有无数的人们欢呼助威：“学生加油！”“向学生致敬！”每轮僵持拦截化解后，便有更多学生民众加入到游行行列中或随行的助阵队伍中。

阴霾逐渐散去，一个异常明媚和煦的春日。车公庄二环路口，北大等北部高校学生队伍与东部高校队伍汇合，欢声雷动。下午队伍在通往广场的关键部位六部口遭遇最强一战，数十层的堵截人墙封死了长安街，警察虽人数众多却赤手空拳，长久对峙后游行队伍终于冲开缺口，警察人墙最终不得不退后让路放行。大会堂北门外的长安街游行队伍经历最后一轮苦战——钢盔盾牌棍棒，军人军警军车悉数亮相，最终却只是充当了陪衬的布景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