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鹏三峡日记》中有关于这次会议的简短记录，但是李鹏说那是政治局常委会，而不是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根据《李鹏三峡日记》李鹏在会上发言，1985年国务院已经制定四大江河的防洪分流计划，人大常委会还讨论过。李鹏坚持，按照沙市45米分洪的原则办理。可见，李鹏对江泽民在８月６日晚未征求他意见而调兵的做法有意见。后来，江泽民派李鹏到松花江去指导抗洪，而没有让李鹏过问长江抗洪一事。但是后来全国人大开始调查长江洪水一事，这才有杨振怀的“未按规划使用分、蓄洪区，是导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这个观点。

江泽民一个电话调动八个师的事情发生在８月６日晚，而８月７日夜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才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投入长江抗洪抢险第一线。1989年长江抗洪的大规模调动正规军，江泽民个人决策在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的集体决策在后。

六、８月７日九江长江大堤溃决

中国的很多民众没有注意到江泽民在决策程序上的这个错误，这是因为在８月７日这一天江西省九江市的长江大堤发生溃决，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到长江大堤溃决的这个重大事故上，放在导致九江长江大堤溃决的原因——豆腐渣工程上。中国的民众把８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做出的大规模调动正规军到长江抗洪一线的决定，看作是中央决策层对九江长江大堤溃决的逻辑结果。

《江泽民其人》一书写道：“1998年8月7日，长江的九江段干堤决口。当晚，江泽民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长江抢险工作的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总参谋长傅全有随即下达命令，要求被指定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

江泽民的一个电话，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张万年、傅全有随即下达命令，要求部队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发生的时间是1998年8月6日晚，是在九江长江大堤溃决之前，而不是九江长江大堤溃决之后。

后记

从８月６日晚上8时到８月7日中午12时的16小时中，在921平方公里分蓄洪区土地上，33万居民全部安全撤离。在接到贾志杰和蒋祝平的紧急报告后，江泽民决定不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而是利用壅高的长江洪水位，制造险情，调用几十万解放军正规军赶赴长江抗洪一线，严防死守。

江泽民的目的很清楚，邓小平死后，他必须掌握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利用此次调兵，即可建立威信，又可检验将军们的效忠度。８月６日晚，江泽民一个电话调动正规军八个师！

据说在８月７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后补性地作出一个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至于谁参加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会议的程序如何，对决定的具体表决是什么样，都没有进行过详细报导。召开这个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有什么意义？负责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负责国务院工作的朱镕基都不在北戴河；江泽民在８月６日晚已经做出调动解放军正规部队的决定；湖北省要求在８月７日中午12时开启荆江分洪区闸门的时间已过，江泽民已经通过温家宝向湖北省下达了不使用分洪区的命令。有报导说，共有几百万人投入这场严防死守的战斗。

中国历朝历代，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正规军和民兵预备队参加这么一场抗洪活动。参加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的总兵力为渡江战役以来的最大一次，赶到长江大堤向江泽民宣誓效忠的有100多名将军，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倒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

在中国，谁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谁就掌握党，也就掌握全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可以说这是党通过总书记指挥着枪，可以说这是总书记通过枪指挥着党。邓小平利用发动中越边境战争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江泽民则是利用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

笔者只是从依法治国的这个角度出发，从防洪救灾这个角度出发，告诉读者，如果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办事，就没有1998年那一场“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灾害。

在防洪救灾的经济效益上来分析，投入这么多正规军和民兵预备队的费用，远远超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是退一万步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必须首先责成国务院取消或者修正《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然后做出调兵救灾的决定，最后江泽民才能用电话调动解放军正规部队。在温家宝当上总理不久，在淮河抗洪中，温家宝多次强调要科学抗洪，反对人海战术和严防死守。这应该是对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一个客观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