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赴苏联任大使之前，乔治·凯南与妻子安娜莉丝，两个女儿，及两岁的儿子

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是洽战初期美国对苏联阵营实行"遏制政策"的提议者和设计师,在1947年至1949年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PolicyPlanning Staf)主任期间管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直接影响。此后,虽然乔治·凯南离|开了国务院,但作为重要智囊并凭借着书立说,他始终活跃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舞台。

国内外学者对乔治·凯南的研究已相当深人,形成了所谓的凯南学(Kennanolo-gy）。但是,关于"凯南的中国观"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部分著作仅把它一笔带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保罗· J.希尔(PaulJ.Heer)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中研究了乔治·凯南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对其制定的中国政策做|了专门探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也管着文分析1947年至1949年间影响乔治·凯南对华看法的因素及其对华政策主张;波士顿大学历史系的大卫·迈耶教授(David Mayers)和圣母大学历史系的威尔逊·D.米斯坎贝尔教授（WisonD.Miscamble)都强调了"中国通"小约翰·戴维斯(John P.Davies,Jr.)对乔治·凯南的对华认识产生过重要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讨论战后初期美国的遏制战略和对华政策时,提及乔治·凯南的看法。然而,学界对乔治·凯南中国观的研究仍是不全面的,进一步探究其对中国的整体看法有助于理解冶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源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内在逻辑。

本文主要依据乔治·凯南的回忆录、日记、著作、访谈、传记以及美国政府外交档案文件集,着力探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的看法,特别是乔治·凯南对中国人性格的整体看法、对中美苏三边关系认知的演变及其中国观的由来。

一、关于中国的民族性格

乔治·凯南不懂中文,对中国没有长期而深人地接触。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已是|1980年,短暂停留数日。可以说,在乔治·凯南的脑海中,中国长期以来只是一个空泛而笼统的存在,没有具体的图像。他管多次强调"我并不了解中国"。关于中国知识的贫乏正是乔治·凯南中国观的主要特点之一,这常常导致他偏激而片面地|看待中国,进而影响他对中美苏关系的判断。这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的民族性格的看法上。

1946年2月22日,含有对苏联民族性格经典论断的长电报成为乔治·凯南一生的重大标志。这封电报的布局,首先是剖析苏联对战后问题看法的基本特点和形成背景,然后提出政策建议,即后来所谓的"遏制政策"。乔治·凯南在这封长电报中从历史和传统两个角度剖析了苏联人的心理,认为苏联自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不可能与西方世界保持永久的"和平共处",而这种"神经质"的世界认知来自于"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们"唯恐俄国人知道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俄国的内幕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因此必须"彻底地置对手于死地",而美国就是苏联安全的最大威胁。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世界观的深人感知,是乔治·凯南处理苏美关系的大前提。可见,他非常重视一个国家的民族心理对其外交行为的影响。这种认知模式同样适用于乔治·凯南对中国的认知。在回忆冷战初期美国的东亚政策时,乔治·凯南鲁对中国进行过评价。

首先,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种文明的创造者,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才能,但中国人和美国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中国人"天生自大而排外"。乔治·凯南眼中的中国人永远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而其他的国家不过是蛮邦"。表面上,中国人文质彬彬甚至严肃庄重,但他们"从内心排斥外部世界",对外国人和外国事务时刻保持戒心,特别不容易同非东方的外国人推心置腹。乔治·凯南还常拿同属东方民族的日本和中国作比较,日本人虽然在人际交往中"笨手笨脚",没有中国人那般"世故老道",但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更感兴趣",且富有"高尚真挚的良心和责任感"。这使得乔治·凯南一直对日本更有好感。在他看来,俄国是由于"自卑和不安全感"反对西方,而中国是因为"自大和怀疑排斥西方"。因此,中国和美国不可能建立类似西方国家之间的那种亲善关系,就连中国和苏联之间也不可能存在长期的亲密关系。这是他坚信中苏矛盾不可避免的重要依据。

其次,乔治·凯南认为中华文明"局限于表面"。他直白地批评中国人"表面上文明有礼",可一旦利益受损,就会"翻脸无情"。虽然中国人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如勤奋、诚实经商、务实精明、政治敏锐,但在乔治·凯南眼中,中国"严重缺乏"西方基督教的两大精神"恰悯之心和赎罪意识。"正因如此,中国人在他眼中变得"难以应对"。显然,乔治·凯南的这种判断先人为主地捋西方价值观及基督教伦理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文明之间的区别被他视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缺陷"。

再次,乔治·凯南认为中国人"不守规矩"。基于他对中国有限的观察,他认为,中国人通常"不会以书面形式确定实际的协议",某些已经达成的协定会因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随意篡改",并且"他们从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中国人总是"认为自己理论上永远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这种"自大自私"的表现,是乔治·凯南认为中国"很难与外国发展良好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乔治·凯南痛恨中国人对美国人的"腐化"。无论是19世纪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的在华经历,还是在美国为蒋介石政府游说的院外援华集团,都被乔治·凯南视为"腐化"和"愚弄"美国民众的典例。回顾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史,乔治·凯南甚至为中国革命驱逐西方人而鼓掌称道,因为自此之后中国人手中再没有可做"人质"的美国人了。乔治·凯南将少数人的行为一股脑地当作中国人的普逼特点,认为中国有"腐化"美国社会的危险,美国必须和这样一个谋求"面子"和"威望"的国家保持距离,以保护自身的纯洁不受污染。的确,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不守规则都是中国旧社会的痼疾。但是乔治·凯南对中国人性格的看法过于片面和消极,没有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如中国人的礼义、仁爱、孝悌、坚韧和勤劳等。

概言之,乔治·凯南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总体认知是:一个"自以为是""疑外排外""肤浅冷醋""不守规则"且"腐化堕落"的东方古老民族,鲁有辉煌而文明的过去,却"无光明而强盛的未来",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可能与之建立长久亲密的关系。乔治·凯南对中国的评价建立在实力和西方价值观的双重标准上,从冷战初期到20世纪末,他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乔治·凯南在1996年的日记中依然写着类似的判断,中国人"与人交往时一旦利益相悖则极为无情,实际上这是源于对外国人的恐惧"我看不到与这个国家建立更亲密的政府关系能带来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