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人南方朔先生近日去世，我读过杨照﹑郝明义﹑龙应台和马家辉几位的追掉文章。我和南方朔只在亚洲周刊酒会上有一面之缘，平时拜读他的文章，可惜没有联系。

四位台港文化人撰文寄托哀思，其中尤以郝明义提到两件事令人印象深刻。

郝明义说：“当年南方朔批评马英九是‘恐惧贩子’，只想捡便宜搞些小权谋，缺乏一个政治领导人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他又写道：“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之后不久，南方朔是最早看出他的问题，撰文批评他小圈圈治国的人之一。到2009年写了一篇崇祯自恋型领袖误国亡国的文章，广受讨论。后来2012年他再写了一篇文章，首次公开揭露自己长期的政治倾向为‘偏蓝的改革派’，但‘这次大选我为何挺蔡不挺马’。”

南方朔本来是偏蓝的改革派，但因为对马英九的不满，转而支持民进党的蔡英文，足见他不但思想上非常通透，作为现实政治的观察者，也相当敏锐睿智。

郝明义引述南方朔的文字，说“马政府有个伎俩，那就是用中共来吓台湾人，用台独来吓北京，他就可以捡到便宜”，“就以九二共识而言，任何人都知道北京说的九二共识和马团队说的九二共识完全不一样，因此马用九二共识来吓唬台湾人民，乃是一种非常不道德也不应该的态度。”这真是一针见血，与马英九切割得相当彻底了。

郝明义曾担任马英九政府的国策顾问，在反服贸运动中，他已察觉马英九的问题，只是在要不要辞国策顾问一事上有点犹豫。有一天郝明义与南方朔通电话，南方朔即劝他一走了之，南方朔的理由是，你的聘书是马英九给的，国策顾问职衔是他给的，你不同意他的施政，要公开唱反调，就该辞掉之后再大鸣大放，否则，在道德上有瑕疵。后来郝明义果然在7月底去立法院公听会时，公开发表了一篇致马英九总统的辞职信。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南方朔对政府与个人的分际，是看得很重的，政治是政治，个人是个人，个人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应被政治绑架。

文化人必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在社会上生活，有机会就社会问题发言，文化人应该以自己的道义立场为出发点，这种立场建基于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时候，文化人的政治立场与政府相吻合，那时与政府互相呼应，在民间层面上支持政府施政，这是应份的，但当政府的施政与个人的立场相违背时，文化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政府划清界线，这也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基本的操守。

当政府违背人民的意愿，损害人民的利益时，文化人有责任起而声讨，与民众站在一起，与政府周旋，甚至参与反抗政府的斗争。这是一个文化人基本的良知底线。文化人不是政府的附庸，不是应声虫，更不是政府的工具。

文化人本有匡时济世的理想，也有一定的学识和修养，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对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有些文化人往往将这种报国理想与政治附庸混为一谈，他们模糊了政治机制与私人操守的界线，参与部分政府工作后，就将自己与政府融为一体，将政府的理念替代自己的理念，以政府的立场凌驾自己的立场，到最后，他们不但不能有益于社会，还堕落成社会的蛀虫。

这是一种成年累月自我异化的过程，到最后，他们变成了自己原先最讨厌的那种人，而他们并不知道是自己变了，以为是社会对他们的敌意。

历史经验表明，很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后能洁身自爱，保持个人的独立人格，通常是政治腐蚀个人情操，将个人推到政治肮脏的泥沼里去。久而久之，一个干净的文化人，“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把自己变成建制的一部分，而且欣欣然自得起来。

近日马英九无视国民党的反对，孤身前往大陆参加厦门的海峡论坛，以示亲共立场之坚定。此人之寡廉鲜耻已登峰造极了，为这样的人效力，真是“影衰”了自己的人格。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说，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所谓遥远，即是保持距离，保持关注，保持度的介入，但永远不成为一个政治人。文化人与政治人有本质的区别，你适没有政治人的质素，你去搞政治，你被政治毒害了，但你从头到尾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