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武力征服这片土地之后，伊朗逐步完成了伊斯兰化。并在公元16世纪初（也就是《伊朗五百年》开篇的时代），正式宣布伊斯兰教为其国教。
伊斯法罕，世界之半
但伊朗最终皈依的是什叶派，相比于分布更广的逊尼派，什叶派以伊玛目（领拜人）为核心结成宗教社团，维持其组织内部互保的特性天生就更强。所以也更符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伊朗传统农民的支持。
所以之后的几百年里，宗教在伊朗的社会生活扮演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多面性的角色——
宗教既是伊朗底层社会的稳定剂、粘合剂。神职人员会在农民破产，或村庄之间因彼此抢掠发生械斗时出面调解、提供应急救济。让底层农民对其感恩戴德，认为离开他们不幸。
但同时，它又让伊朗的这个底层社会总体趋向于宗教式的守旧。神职人员总是会最为激烈的批判一切试图改变伊朗社会组织模式、生产模式的尝试。让伊朗的基层社会始终维持在高稳定性同时也绝对守旧的死局中。
巴列维国王绝非昏君，他看到宗教保守势力与伊朗底层民众这种彼此深度抱合，并不惜血本、试图用向农村派出“知识大军”等方式拆散之。
但这太难了。内部教育体系完整，动员能力极高的宗教保守势力几乎一开始就看明白了国王和世俗派想干什么，并立刻作出了反制。
早在60年代初，伊朗宗教圣城库姆等级的底层农民就曾在毛拉的带领下进行反世俗化抗议，他们走上街头，看见不戴面纱、头巾的年轻女孩就进行殴打。国王对此严厉镇压，激烈批评“白色革命”的教长霍梅尼就是在这种镇压中被迫流亡的。
这里要说一句，在伊朗，像“女性不得暴露羞体，必须蒙面纱、戴头巾。”“男人可以随意休妻、甚至买卖妻子”等现代社会看来非常落后的极端宗教保守主义主张，在底层民众中其实是有相当号召力的。
因为，就像前文所言的，伊朗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就不是肥沃的富壤，除了丝路上的少数商人之外，大量农民都挣扎在贫困线上。
于是，就像所有贫困地区一样，歧视甚至买卖妇女等等大量的规矩，是这些底层民众传宗接代的必要手段。
但现在，国王要推动全面现代化的白色革命，虽然经济大幅度发展，但底层农民没办法立刻受惠，甚至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变得更加穷困了。
于是伊朗大量农村青年虽然因土改分到了土地，社会地位却下降了。因为放开国际粮食进口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低迷，旱田本就不多的产出变得更加微薄。而进城务工者面临住房、生活等多项困难。他们受到新兴市民阶层的歧视，甚至因女性权益解放而娶不到妻子。
于是这些大量的底层民众选择了倒向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因为教士们会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国王、城里人、西方、美国所犯下的罪恶。想让日子过好，就要在伊朗回到过去，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而意识到这种动向的巴列维国王，则犯了一个更致命的错误——他为了镇压宗教保守主义的反对者，而停下了伊朗政治改革的步伐。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是相辅相成，因为只有推动社会不断完善民主和法治建设，才能遏止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腐败问题。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可是巴列维国王由于惧怕裹挟底层农民的宗教势力妨碍他的“白色革命”，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在经济放开的同时不断加强其权力。
六十年代末开始，巴列维国王成立了大量官方机构，全面监控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最著名也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伊朗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也即“萨瓦克”。该组织长期采用暗杀、绑架、拘禁、构陷等非法手段，血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特务组织“瓦萨克”的标志。
在国王的铁腕下，伊朗的报纸、电台等舆论是被严控、打压的。这就使得本来应该支持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的市民阶层反而没有办法形成自组织，助推国家的进一步现代化。
但相反，由于国王毕竟无法取缔宗教，宗教人士反而可以在他们的寺庙里宣讲自己的主张。
于是，伊朗的市民进步派在这种打压下，始终是孱弱而散碎的，而伊朗极端保守派却越来越强，声音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选择强化权力而不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必然导致了腐败的滋生。白色革命成功创造的巨量财富，开始被伊朗王室成员和其他当权者所截流、垄断。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国王本人也日渐变得挥金如土、穷奢极欲。他用黄金建造厕所，用钻石镶嵌马车，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花费上亿美元操办了那场波斯帝国烟火晚会……
当然，国王也想过大力反腐，他曾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精心遴选一些自己最亲信的调查者，像古代的“刺史”们一样，不断走访全国各地，严厉调查官员们的贪污和渎职。
然而，国王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所有伊朗地方上的腐败问题，都会有一根甚至几根线连通帝国的高层，这些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不过是上层乃至王室们用于吸取社会发展红利和民脂民膏的狗腿子而已。
比如巴列维国王的双胞胎姐姐阿什拉芙公主，就被认为是伊朗很多贪官的总保护伞。
而国王又不舍得、也不敢拿这些“自家人”开刀，因为这样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所以搞到最后，一切“调查”都难免雷声大、雨点小。
于是，原本应当是支持伊朗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中坚的市民阶层也对国王失望了。转而对国王的统治感到厌倦，并对即将到来的、越来越受底层农民支持宗教保守势力反扑持坐观其成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