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中产阶层的特点，天然是因为“有的选”而眼光挑剔。实在不行，跑么。

到了巴列维王朝的最后几年，在政局的不断动荡中，大量伊朗中产阶层开始像泰坦尼克号上乘客们一样，大批逃离这艘快沉的船。

而这些人的后代，很多就是今天人们在世界杯赛场上为伊朗队加油助威的那些开放的男女球迷们。

这些伊朗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市民、中产阶层、社会精英们，当然不喜欢越闹越凶的霍梅尼和其极端保守主张，不想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带上面纱，生活按教法行使。可是曾经主张世俗化的那个国王，他们也同样无心保卫。

于是他们选择了离开，这个群体在伊朗像煮开的锅里的水蒸气一样，逃逸、蒸发掉了。这个社会越来越只剩下了愤怒、激进的中下层，在那里兀自沸腾。

然后，爆炸终于发生了。

4

1979年2月，支持霍梅尼主张的伊朗军校学生发生武装哗变，哗变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大量出身农村的伊朗军人选择支持这场“伊斯兰革命”，把巴列维王朝的高官显贵、军队将领投进了监狱，并迅速集体处决。

3月，流亡在外的霍梅尼回到伊朗，并立刻发表了就妇女着装讲话：“妇女不应裸露羞体，她们必须戴面纱。”

同年7月他又以相似的理由禁止了他认为不符合宗教教义的音乐、电影、戏剧、舞蹈、绘画、雕刻和摄影……在伊朗如果被发现观看或收听这些东西，都会被道德警察找麻烦。

霍梅尼基于他对宗教典籍的研判，一口气提出了“七个反对”：

“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

在伊朗，只要你被认为有上述任何一种主张，你都有可能被认为不是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公民，而是国家的敌人，并将遭遇最严厉的处置。

1979年12月3日，伊朗举行全民公决，正式通过了新的宪法，建立新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这个时候，的确已经没有什么反对者再能阻止霍梅尼了。因为自认为在“白色革命”中受损的底层农民，都狂热的支持他这样做。而那些最拥护世俗化、在改革中起飞的社会精英们，早已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没有能力，或没来得及移民的中下层市民阶层，组织了一些十分微弱的抗议活动。

但很遗憾，因为伊朗的市民阶层从一开始就是过于年轻且缺乏组织的，又经历了巴列维王朝末期的“蒸发”和“掐尖”。这些人的声音已经无法决定什么了——他们宛如一个梦幻时代的弃儿，被抛弃在了这个日渐不属于他们的国度里，曾经的现代生活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这就是伊朗成为今日伊朗的那个故事——一个国家，在现代化、世俗化的坦途上高歌猛进，却突然意外而又必然的中道崩殂的故事。

5

我们能从这个故事当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

第一，国家的本质，就是一个民族认知的均值，诚然、伊朗的城市阶层、中产人口，其认知和文化曾经一度非常接近世界先进国家，但很无奈，这个国家的“基本盘”实在是过于沉重了，当伊朗的城市女性们穿着比基尼在海滩上游泳的时候，她们不会在乎也不会想到那些旱田里的老农和亲近他们的教士们在用仇恨的眼光盯着她们，而后者的思想，会在不久的未来让她们不得不在“逃离德黑兰”穿上罩袍和遭受石刑之间作三选一。

所以每一个超越其族群的认知的个体，如果不愿意沉默，最终都要为他们偏离族群认知的”方差“付出沉重的代价，诚然，一个民族的历史正是因为先觉者们而进步的，但具体到个体，看看那些在伊斯兰革命中或殉难或逃亡的伊朗知识精英、社会中产，你就能明了这个古老国家的沉重勒痕给他们留下的悲剧。

第二，任何体系都是有它的“发展容量”的，当伊朗选择了伊斯兰革命，从世俗化改革中退回之后，伊朗今天所呈现的原教旨、贫困和矛盾重重，其实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注定的必然。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给这个国家所预留的经济发展“容量”是天然不足的，民营企业、城市人口膨胀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与教法所限定的规则发生冲突，伊朗在每一次这种选择中都不得不进行割足适履，最终酿造了今日之败。

第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时间已经进入现代，发展、进步、开放，也并非一定是一个文明自然而然的必然选项。已经启动的发展可能会突然停滞，已经走的很远的进步会突然倒退，已经开放的门也可能重新关上。

就像《三体》世界里的太阳不一定会升起一样，历史并不向人类许诺它一定会往哪个方向走，对个体而言，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繁荣的环境，也许只是个偶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