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封建皇朝的年代，没有所谓“知识分子”这个观念，有的只是“读书人”、“书生”、“儒生”这些称谓。这些称谓的实质意思其实差不太远，指的是读圣贤书的人。在封建年代，一般人不容易接触到书籍，知识被垄断，一般人没有机会得到“夫子”的点化，只能接受命运，成为云云众生中的凡夫俗子。

至于广义的读书人，他们的书生或儒生身份，其实都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种说法陈义虽然崇高，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会问“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为的其实就是希望就算“十年窗下无人问”，都有机会“一举成名天下闻”。读书岂能不求分数，一旦考科举高中，获得朝廷授予一官半职，由“读书人”、“儒生”、“书生”，摇身变为是“仕大夫”。除了可以享受朝廷俸禄之外，还可以“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为封建皇朝效命。仕途顺利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成为朝廷的重臣，或皇上的宠臣，虽然未必一定能致身尧舜，也可以算是光耀门楣了。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最高理想。

所谓朝中大臣，说到尾都只是奴才。这种奴才性质，到了满清时就更为清楚了。据说当时若果是汉族官员，连“奴才”这两个字都不能自己说出口，有没有这样的资格，要得到皇上认证的。

上面所讲的这几段，当然都是封建专制皇朝时的旧套路。随着对现代文明的觉醒，开始有人幻想自己可以读书救国，开始有了朦胧的“知识分子”意识，重拾了当年范仲淹所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我情怀：有知识就要有担当。晚清时开始的知识分子觉醒，对唤起国民、推动变革、宣传革命，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也有不少坚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在这个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过程中牺牲。

民国之后，虽然摆脱了封建王朝，但迎来的是持续的军阀内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然后才建立新中国。在这百多年，知识分子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辛亥革命之后，因为国家持续处于动荡之中，很多知识分子的梦想幻灭，只能寄望明天会更好。

细阅历史细节，才猛然发现，在这百多年来，对知识分子最尊重，最能让知识分子百家争鸣的岁月，原来是北洋军阀内战频生的那十多年。

那个阶段，就连军阀武夫都知道要尊重知识，希望有识之士可以为解决当时的政治困扰出谋献策。因此，大量读过点书的人，就算不一定有官职在身，或者不一定是从事学术文化工作，都可以各抒己见，公开辩论，批评时政。甚至可以打倒孔家店，打到旧文化，倡议新文化运动，争论美式民主好还是英式民主好。

当年，就算有个别军阀及政治野心家受到知识分子冒犯，但在哪个阶段因为多嘴而保不住脑袋，或落得丧身蒙难的知识分子，也只是少数。得罪人多的鲁迅，一度要避入租界，但还是可以继续月旦人事，更可以享受崇高的声望，总不至于被到斗垮斗臭。

后来名义上叫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虽然骨子里独裁，但对着知识分子，还是尽量能够收起其凶残独断，伪装礼贤下士的。像闻一多那般遭遇，始终只是极少数。如果不信，研究一下胡适等人为何总能全身而退，就知道此言非虚了。

百多年来，搞到才新冒起没有多少年的知识分子阶层“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原来就是当下领导著这个所谓“新中国”的共产党。毛泽东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为知识分子，好让他在朱德、贺龙这些老粗元帅面前显得高人一等。但在骨子里，最看不起知识分子的，其实就是毛泽东。在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因而也是对知识分子残害最深的现代版本封建独裁政治集团。

中共的创始人当中，部分还是有点知识分子气质的。但李大钊早死，陈独秀又早就被斗垮。周恩来虽然曾经留学法国，但他的气质更像是个技术官僚，而不是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气势下，他甚至有时显得更像是李莲英，顶多只是一个像李鸿章一般终身为老佛爷服务的能臣。

在延安阶段，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已经由隐晦变得明显了。王实味的蒙难，丁宁的堕落，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典型，贯穿了由上世纪40年代到今天的超过大半个世纪，包含了整个新中国的历史。就算共产党得天下之后，由清算胡风集团，到以斗跨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反右运动，到纷纷要打倒臭老九的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反自由化、迫害民运分子，到今天打压维权律师，所有还能保存一点点读书人气节及抱负的，全都唯有靠边站、被斗垮、甚至性命不保。

在这个充满血腥与侮辱斯文的过程中，当然也产生了另一类有着知识分子的身份及背景，却完全抛弃了知识分子的使命，甚至背叛了人类良知，全心全意为共干官僚阶层服务的伪知识分子。共产党基本上不需要他们担君之忧，他们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当权者涂脂抹粉。在新中国，有个郭沫若；在新香港，像刘兆佳、刘振鹏这一类李莲英上身的伪学者，近年就更可以说是人才辈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