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农说：“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他们知道所有的事，他们知道达赖喇嘛、西藏僧侣、伊斯兰教徒、法轮功在中国的遭遇，他们知道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发生什么事，知道活摘器官，他们都知道，但他们不在乎，他们视习为英雄，为什么？因为习意味更多的钱，更高的股价，更低廉的奴隶劳动力。这些精英中的精英没有道德观念，他们向腐败的体制膜拜，而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点，他们对这些视而不见。”

传言说，香港警队已经渗入了大批中共武警、公安，他们对原来的警队作出了暴虐的示范；传言说，靠近边境的新屋岭有秘密通道将人犯甚至尸体送往中国大陆；传言说，香港警队已经不是由政务司宰制而是由中联办指挥。这些传言尽管没有确实证据，但政权不肯公开地铁站CCTV资讯，打死不肯接受独立调查，使一切猜疑都变得合理了。

我们的语境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中共和港共的语境是：只有暴徒，没有暴政。我们日夜为示威者被虐打被捕而痛心，他们为警黑暴行而窃笑。我们不能收货是因为港共“走出第一步”，完全是因为美国国会即将审议《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是港共策略性的暂时退却，绝非在市民抗争下的让步。

人总有一死。你是想心脏病突发一下子就死去呢，还是宁愿满身插满管子，在各种医疗仪器的辅助下，半死不活的慢慢忍受折磨而死呢？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突然死亡。香港的命运也是这样。近十多年来，尤其689和777相继主政后，香港的一切已经加速滑向“中国的一切”了。香港开始插上各种医疗仪器。对温水煮蛙已经忍受够了的香港人，尤其是看不到前景的年轻人，现在是要拼死一战，就像来一次“震荡治疗”或称休克治疗一样，要嘛痛痛快快死去，要嘛在休克震荡中浴火重生。

胡锡进“在发回北京的总结稿中写了这么一句话：香港社会‘对暴徒向政府施压给予的支援高于对暴徒破坏法治的反对。这使得暴徒在香港受到的实际舆论压力仍然没有成为全社会性的’”，网文说，“如果将‘暴徒’两字改为‘港青’，它的意思就很清楚：今日之香港，反暴政甚于反暴力，反暴政是第一位的，反暴力退而求其次；易言之，暴政猛于虎，亦猛于暴力！没有暴政，香港何来暴力？

班农：香港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坚韧不拔、志在必得、毫不鬆懈、绝不退缩地上街抗争，他们是当代英雄，应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向世人展现自由的男女，面对极权毫不示弱、挺身而出的精神，他们不仅是全世界年轻人的榜样，而且是所有人的榜样，我觉得非常伟大，历史就在我们面前，香港游行必将载入史册。」并说，如果中共恼羞成怒，像六四那样镇压，那么中共的死期也到了。

较为深刻的有以下两则评论：“看到留学生群体骂阵。起初不相信和疑惑所听所见；继而是深深的悲哀感。且不论它何等低级红、高级黑；单单这一举动本身，就是表现和证明给世界看：教育失败、父母失败、国家失败。”“更糟的是，这些粗鄙下流的乌合之众就是中国的青年，中国的未来。”

警察本身就是一个武装职位，警察不是受保护动物，警察有反制暴力袭击的能力，不劳社会去「撑」它的执法暴力。需要集会去「撑警」，这行动本身已经说明警察的执法暴力受到社会普遍的质疑。因此，民众出于自衞的勇武有其正当性。止暴制乱，应该止的是警察的暴力，应该制的是由送中条例带来的乱，特别是警察的暴而诱发的抗暴所造成的乱。

香港人会像六四后的中国人那样，在经济诱因下沉寂下来吗？从8.11后抗争者不屈不挠地行动升级来看，我敢说一定不会。六四前中国民运争取的是人们从来未有过的民主；而香港人反送中所捍卫的是我们原来有的自由。从来没有民主也不是自由人的奴隶，即使对自由渴望，却未必感受到自由可贵并愿意作牺牲，生命与自由，他们当然选择生命；但尝惯自由滋味的香港多数人，是宁死也不愿意做奴隶的。

有消息说，中共表示可以无限制提升香港警力，许多警察不出示委任证，没有编号，香港话讲得不纯，不认识议员，甚而开口叫“同志”，不能不使人怀疑有中国强力部门人员混入警队。大批“福建帮”和大陆的“社团人士”进入各区，以暴力对待一些无辜市民。另有消息说，获中国强力部门配合，如有示威者被打重伤或濒死，警方不会承认，会直接把重伤者送深圳人间蒸发。

不管什么派别，从1982年以来的拒共意识、抗争精神、维护香港人身份的自主自救思想，都在不断增强。港共政权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中共对香港的间接统治即将转为直接，“民主回归”已成世界级笑柄，香港人人自危，有迹象显示不同派别的人也走在一起，为保卫香港文明和自身安全而抗争。

政府又说，如果不修例，香港就是一个逃犯天堂。照这种说法，香港已经很长很长时间都是逃犯天堂了。有这么多犯罪者匿藏，很难想象罪犯会安分守己，那么香港的罪案是否多到难以控制呢？事实正相反，香港犯罪率不高且连年下降。逃犯天堂不是犯罪天堂。逃犯天堂没有什么不好，美国就是当年的逃犯天堂。倘若是政治犯的逃犯天堂，更能说明这是一个人权良好的地区。30年前的六四后，香港就享有这种世界级的声誉。

如果说西方所有这些政府的反对意见，都是人云亦云的话，那么我们想到的就是：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林郑的思维已深受中国逻辑冲洗，特征就是罔顾世界文明规则。

自主的，当然绝非听话的，“听党话，跟党走”绝对与此背道而驰。五四学生领袖罗家伦强调的“民众自决的精神”等五四价值，今天显然也会被指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是一个英语熟语，用来隐喻某件物体虽然像房间有一只大象那么明显，却被所有人装作看不见，不说穿，不讨论。这种集体的沉默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众目睽睽下的真相只有一个孩子敢说出来。为什么是孩子？因为他未知世故。

梁振英先扭曲我文章原意，再抄录我近日写的大半篇文章，读者看后会有什么想法？会被他痛骂一声就认同他吗？这不是他追求的效果。正如“女孩戏”一样，梁振英的帖文也不是给香港人看的。可以赏他政治经济利益的人，才是他的对象。

1986年以前中共所有大会表决几乎都是举手，到1986年3月开始用电子表决器。已故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说：“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因此，尽管所有的代表都是在中共一元化领导下拣选的乖乖牌，但历次大会电子表决都有那么几张反对票或弃权票。到2017年十九大忽然又开倒车，那就意味不容许有一个人反对或弃权了，意思就是：“不想死的请举手”。

尽管以华为的成本优势，许多国家较难将华为设备完全排除在电信网络之外，但这两天欧盟对华政策有了大转弯，显示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已提高了对中国的警觉，而在现实运作中，遏阻华为已在美国和文明国家中逐渐形成共识。两年前，有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华为手机生产基地的内部员工透露：华为每款手机和电脑里面都秘密安装了自带监听软体。

为什么会有这些权贵移民？因为在中国法治越来越薄弱，人治越来越凌驾规则的情况下，各级呼风唤雨的掌权者的权力随时会被夺去，成为阶下囚，各龙头国企私企的富可敌国的大老板，随时会被关进监狱，以亿计的财富化为乌有。而变化不一定是他们本人有什么过失，往往是不公义的体制所造成。因此中国有一句话，就是：你存在银行的钱和你拥有的财富，只有转移到国外才真正属于你的

韩正不会提到的是，在这个法治报告中，中国排名低至第82，比去年下降两级。其中与香港同样下降的，是法治中的“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持续恶化。由第82来嘉奖第16，嘉奖的是香港人感痛切流失的廉政，说明第16已经靠近第82。